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7次会议作出决议，定于1933年12月11日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开幕，来自全国15个苏区的正式代表700多人，以及中央政府和中央机关组织的旁听者1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6人。
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35人。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7人，máo • zé • dōng 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此时的总部特务旅一直在执行保卫任务，保卫“二苏大”的胜利召开。
前方在打仗，后方在兴师动众地开大会，听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是中央下达的头等政治任务，必须认真完成。
这一天，大会筹委会干事何莹找到张丹，说根据筹委会的安排，“二苏大”期间要阅兵，现在正在打仗，抽不出其他的部队组成方队，还是由在瑞金的各类学校组织吧！
张丹是当时教育厅的副主任，她听后自然要执行。于是她到“彭杨军校”等几所学校去下通知，并亲自监督执行。
彭杨军校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一部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
这所学校以及后来在这所学校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多所学校，无一不倾注了máo • zhǔ • xí 的心血。
máo • zhǔ • xí 在红军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也许是他自已曾做过教员的缘故，他尤其重视教育。
máo • zhǔ • xí 说过：“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的道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但为了战胜敌人，仍须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人才。”
他还说过：“国共合作时期有个黄埔，我们要办红埔。”
“红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后来为了革命的需要，又在红校的基础上创办了好几所学校。
1933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红校”进行了大改组。
原“红校”的高级班和上级班改编为“红军大学”。为了纪念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苏共党员郝西史，红军大学被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由何长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由“红校”第六期学员组成的团队改编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并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简称”彭杨学校”）。陈赓任校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
不久，黄火青被调去做国民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由刘西平继任政治委员。
命名为“彭杨军校”，是为了纪念彭湃和杨殷两位烈士①。
“红校”第七期学员所组成的团队，改编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被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②步兵学校》，林野任校长，张际春任政治委员。
原来的特科班学员组成的连队合编为“特科学校”，由蔡梓良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另外，还组建了“卫生学校”、“通讯学校”、“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
彭杨学校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校舍都是学员们搭建的简易房屋。学校按照团的编制，辖军事一营、二营和政治营。
张丹坐阵彭杨军校，希望该校在短期内能训练一支像样的队列方阵，以期在“二苏大”的检阅台前闪亮豋场。
彭杨军校的校长陈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材生，训练这么一支方阵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张丹看到陈校长如此认真，放心地到别的学校去了。
除了军校方阵，何莹还想让部队组成一个方阵。但是目前在瑞金周围担任警卫任务的就是特务旅，再就是瑞金城里的警卫营。
于是何莹又去找华卓然。
华卓然听了何莹的来意，很是支持。尽管因为保卫任务繁重而艰巨，他还是表示尽量训练出一支方阵来。
特务旅目前是瑞金一一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唯一的一支身兼野战和保卫职责的部队。它的警戒范围扩大到瑞金城周边五十里远近。
华卓然这样答复何莹，使何莹非常感动。
华卓然和叶媚媚商量，当着何莹的面叫来孙喜洲，他对何莹说：“何莹同志，我让孙喜洲同志负责训练。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对方阵训练很是内行。”
孙喜洲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何莹。
叶媚媚说：“莹莹，你放心吧，只要孙喜洲答应了你，他就一定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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