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五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踏上长征之路。
陈济棠一方面要做样子给蒋介石看，于是表面上缓慢地修建军事设施；一方面又不能真的开打，于是规定不得与红军交战。
红军走出粤北以后，蒋介石很生气，发电报说：“此次按兵不动，任由gòng • fěi 西窜，不予截击。”带有明显责备的意思。
国民党方面则把它比喻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此时蒋介石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他似乎又替陈济棠开脱说：“南路防广兵单，自是实情，中亦深为谅解。”
南面战场防线太广，兵力薄弱，确是实情，他觉得可“谅解”。
这种矛盾的心情反映了蒋介石对陈济棠的可恨又无奈。
南京政府在江西北面的兵力部署强于在南面的部署，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南面是陈济棠的势力范围，怎么部署兵力，当然得由陈济棠决定。
其次，蒋介石在前面四次“围剿”红军期间，屡屡吃败仗，他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并不巩固，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
近代有一句话，形容清末以来的革命是“广东人领头，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拼命”。
这也造就了许多广东军阀，有一些在近代史上的存在感挺高，甚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是有着“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其治下的广东曾割据一方，几乎是一个王国。
然而陈济棠也是一个复杂的人。
大家一定记得，八一南昌起义后，陈济棠的部队对南下的起义军围追堵截，那是不遗余力。
如此深得蒋氏赞许。
后来蒋氏帮助陈济棠在广东进一步做大做强，将广东的税收大部分返给陈济棠。
陈济棠扩张军备，成为威震一方的“南天王”。
不过，陈蒋的矛盾又是潜在而明显的。陈济棠对蒋氏也不是完全忠心。
因胡汉民被软禁，陈济棠与蒋氏兵戎相见；且从第一次“围剿”红军始，陈济棠就看出蒋氏假借“围剿”红军之名，行兼并各路军阀之实。
虽然陈济棠手下海陆空三军俱全，但他明白，自己一时间无法和蒋氏抗衡。所以就有“围剿”红军出工不出力，让红军作为他和蒋氏之间的屏障。
1932年2月，陈济棠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出兵解救被红军围困的赣州。
陈济棠极不情愿地派了一个旅，结果中途中了红军埋伏，损失两个营。
而陈诚的中央军则趁机解了赣州之围。气得陈济棠命令部队“今后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4年4月，陈济棠的部队曾一度占领了苏区的部分土地。
不过在白崇禧的建议下，陈济棠开始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建立封锁线，修筑堡垒，囤积物资，确保红军不能打进来，同时也不主动招惹红军。
陈济棠与蒋氏的矛盾，被红军看在眼里。
敌人之间的缝隙，就是红军生存的机会。
红军想方设法与陈济棠取得了联系。
1934年7月，周恩来的特使到广州与陈济棠会面，表达了红军愿意与陈济棠合作抗日的主张。
这对陈济棠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
实际上，双方在此前私下接触甚多，己经形成了一些默契。
比如说老蒋封锁苏区，不让粮食药品进入苏区，企图把红军困死。
可就在东西北三面封锁得严严实实之时，南面陈济棠的部队却悄悄与红军做生意，大发横财。
1934年9月，双方来往更加紧密，何长工与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达成一系列协议。
主要内容就是双方停战，建立沟通渠道，允许红军持通行证进入广东。
而此时，红军已经准备突围转移，这一协议的签订对红军有着重大意义。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发现了红军转移的意图，遂调集部队准备将重点放在湖南，由薛岳与何健的部队围追堵截。
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陈济棠在粤湘边界堵截红军。
蒋介石是这样想的：不管红军往那边走，中央军都可借机会跟进到广东来。如果红军惧怕何健与薛岳的大军，强行从广东过境，那是最好不过了。到时候陈济棠与红军打得两败俱伤，我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这难道不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计策吗？
但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红军会从广dōng • tū 围；更没想到的是，陈济棠已经和红军合作了。
表面上看，陈济棠已经作好了防堵红军的准备。陈济棠的部队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建立防线。
陈济棠在防线上构筑大量堡垒，有的堡垒有三层楼高，对于装备较差的红军来说极难攻克。
幸运的是，红军无需攻打这些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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