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17时，军委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按照命令，红军主力——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分别担负左右前锋，突破敌重围；董振堂红五军团担负后卫，掩护中央纵队从界首西渡湘江。
11月27日晚，经红一、三军团浴血奋战，从界首到屏山渡，硬是以血肉之躯，将蒋介石精心构筑的湘江防线撕开一个30公里宽的缺口，垒砌了两道血火走廊，为中央纵队渡江创造了条件。
11月28日是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最佳时机。
此时由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顽强阻击，江上的浮桥已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盘旋的敌机外，无大的严重敌情威胁。
如果中央纵队最迟在30日前渡过，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将是另外一种走向。
但是，由于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者把长征视为“大搬家”，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
故动用了五千多民夫，把十几个人才抬起来的山炮底盘、制造枪弹的机床、出版刊物的印刷机、造币机、成包成捆的资料文件、整挑整挑的苏区钞票等等，整个苏区社会的笨重辎重都挑在扁担上走。
当时任五军团13师师长的陈伯钧回忆：
“……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
这样，整个行军队伍绵延200里，每天只以20公里的速度缓慢行进，4天才走了72公里，致使部队延误了渡江的最有利时机。
彭德怀怒斥：抬着棺材走路，怎能打仗！
敌军总司令何键也看得很清楚：“gòng • fěi 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
此刻，形势异常危急险恶，生死存亡危在旦夕。
果然，在蒋介石严令下，刘建绪的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白崇禧的桂军则返身杀回发起侧击，薛岳的中央军在后面猛攻，企图夺回渡口，拦腰截断红军，阻止红军主力过江西进，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
对此，至12月1日前，林彪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的三军团及红五、八、九军团，为中央纵队和整个红军的命运，与敌在湘江两岸展开了一场更为惨烈的前所未有的浴血殊死大战。
林彪的红一军团的1、2师担负的觉山铺阻击战，规模最大，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林彪的两个师不足万人，对决湘军4个整编师、16个整团，加上天上有敌机助阵，地上有重炮掩护！
此战负伤的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
这场阻击战，与湘军鏖战3天，伤亡惨重。军团政委聂荣臻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和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4000人！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5师负责的左翼湘江东岸的新圩阻击战。
此战桂军整团整营的像蚂蚁黑压压一片，覆盖了整个山坡，疯狂向红军冲击，前沿阵地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死守新圩的红5师不仅师参谋长牺牲，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多达2000人！
在西岸的光华铺阻击战场上，红三军团4师利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构筑的临时工事，全部被敌人暴雨般炮弹摧毁。
在敌机轮番俯冲轰炸下，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往往一个弹坑躺着10余具尸体。敌突破光华铺后，在界首渡口与我进行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残酷。
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下，红军终于夺回了界首渡口西岸。
战斗中10团团长沈述清和接任红10团团长的4师参谋长杜中美先后牺牲，10团政委杨勇带伤率领红军拼杀。
红4师政委黄克诚回忆说：界首一战，我军遭到重大伤亡。该师损失2100多人。
正是靠红一、三军团殊死浴血奋战四天五夜，始终像两把铁钳死死卡住敌人的前扑！
此时湘江是一条血染的河。昔日平静宽阔的江面被炸弹的轰响、飞机的轰鸣、翻腾的硝烟打碎。
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在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下，浮桥上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
面对巨大伤亡，渡江西进的人潮始终顶着枪林弹雨愤然前行，浮桥被炸断后，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拉着背包绳过江，红军工兵则在激流中冒死抢修已炸断的浮桥，即使血染湘江也拼死坚持。
至12月1日晚17时，中央红军终于以空前惨重的代价大部分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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