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直属部队第一和第三支队在华卓然的指挥下，全歼了桂军的追击部队一个团，有力地策应了红三军团对桂军的阻击。
12月2日，桂军在桂北编组两个追击队，夏威15军协同桂北区民团联队为第一追击队，廖磊第7军为第二追击队，桂军第24师归还第7军建制。
夏威部44师（缺132团）留兴安；45师由兴安开往灌阳，134团归还45师建制。
夏威本人亲自率领15军43师的三个团（每团缺一个营），以及15军44师的132团，共9个营，以每一个营为纵队，共分9个纵队，向西继续追击红军，不断对红军进行尾击，催促红军离境。
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19师、24师在红军南面并行追击，不断向北侧击红军，防止红军南下广西腹地。
牛背塘的战斗令桂军的追击变得谨慎起来。能够一下子吃掉桂军一个团，这似乎不是连续苦战五天的红军部队所为。共党红军还有没有动用或很少动用的精锐部队？
然而，从12月2日起，一直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离开广西，红军主力部队一路受到桂军和广西民团的袭击、骚扰。
期间，红军与桂军间的小战斗不计其数，较大的战斗也时有发生。
1934年12月3日，突破湘江防线的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到达广西资源县。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前往湘西，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
然而，在红军北上的正前方，国民党已投入重兵进行围堵，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北的途中。
前路凶险莫测……
12月4日，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变化，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地区，而后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央红军必须越过老山界。
老山界，位于越城岭南麓，山高林密，山路陡峭，即便是当地人也视若畏途。
但是红军却登上了这座山。
”山是相当高，我们是趁黄昏天快黑的时候翻山，翻到上面的时候部队走不动了，靠边走的时候还在打瞌睡。”
这是时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全国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的片段。
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
从老山界开始，中央红军面前的大山一座比一座高，但从来没有一座巍峨的高山能阻挡住红军前行的步伐。
出路在何方？一场关于红军该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开始了。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máo • zhǔ • xí 、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
已经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的中央红军，如果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势必要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决战，那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máo • zé • dōng 、王稼祥和李德。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máo • zé • dōng 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máo • zhǔ • xí 的正确主张，首先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
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máo • zé • dōng 提出的正确主张未被会议采纳。
不过，会议根据máo • zhǔ • xí 的意见，在中央红军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就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布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便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máo • zé • dōng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máo • zhǔ • xí 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七座县城，于1934年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镇。
1934年12月31日晚上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湘江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经验教训，肯定了máo • zé • dōng 等指挥作战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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