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湖是龙川县上坪区青化乡人，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他对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教育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一心想发财”，产生密报领赏及夺红军战士qiāng • zhī 的恶念。
一天，王应湖挑纸到上坪街卖完后，主动到上坪乡公所找到乡长王敬卿，密报了在鸳鸯坑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
他说：“我在赤米畲做纸时，每晚都有三三两两的红军来纸厂冲凉。他们都有驳壳枪，还教我怎样开枪。”
王敬卿，又名王运修，时年46岁，上坪青化乡人，与王应湖是村邻。听王应湖报告后，他没有立即表态。
王应湖接着又请求道：“你可派乡公所的王保去，他力气大，趁刘邦开不注意，把他的枪夺过来，连他的尸体都灭掉。”
王敬卿怕惹事，赶紧制止说：“不要惹事给村里人，现在不好去夺他们的枪，等你的纸做完后，如果红军还在那里，你再来向我报告。”
王应湖从乡公所出来后，看天色不早，赶紧往家赶。
回到家后，他夺枪之心不死，又找到村人王金汉、王亚日，鼓动他俩与自己一起去夺刘邦开的短枪。
王金汉、王亚日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说要去夺红军的qiāng • zhī ，当即拒绝和反对，并劝王应湖放弃此念，提醒他“不要夺不到枪反被红军打死”。
王应湖无奈，只好作罢。
3月5日，王应湖在赤米畲做完最后一批纸，准备将纸厂全部家什搬回家。
当时刘邦开等队员正在纸厂，见王应湖搬家要离开，就问王应湖：“纸做完了，你还来不来纸厂了？”
王应湖欺骗道：“会回来的，我明天带你们到毛里良大山里去住！”说毕，匆忙离开了纸厂。
回家途中，在一个叫柯树崀的地方，王应湖遇见村中地主王福均，便将红军住在鸳鸯坑的情况向他作了番讲述。
王福均即恐吓王应湖，要他去乡公所报告，否则绑王应湖去乡公所告他“勾引红军”。
王应湖只好无奈地应承道：“我会去乡公所报告，如果今晚不去报告，纸厂的东西搬出来了，红军明天就会走！”
王应湖在王福均极力鼓动和恐吓下，赶忙回家吃过午饭，便急匆匆赶到了上坪乡公所。
在乡公所，王应湖再次向乡公所所长王敬卿报告说：“我纸做完了，红军还在鸳鸯坑住。如果今晚不派人去捉，明天红军可能就会走了。”
王敬卿问：“鸳鸯坑有红军多少人？他们有多少枪？”
王应湖说：“大约有红军上十人，枪七八支！”
王敬卿又问：“鸳鸯坑地形你最熟悉，你敢带路去吗？”
王应湖回答：“我带你们去！鸳鸯坑的地形就像畚箕一样，从山脚下两边的山路去包围，红军肯定无路可逃！”
“你今晚就别回家了，待我向县里报告后再作打算。”王敬卿感到事情重大，先安排王应湖在上坪街“同发店”住下，吩咐其随时听候安排。
当天晚上，王敬卿在自己住房里，召来县警卫队驻上坪小队队长黄居成，一起密谋“围剿”鸳鸯坑红军事宜。
黄居成是龙川老隆人，军人出身。他考虑自己对鸳鸯坑情况不熟，怕耽误大事，便报告和请求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队长黄卓，一起参加“围剿”。
黄卓是龙川登云人，也当过兵。他们经请示龙川县警卫队驻贝岭中队队长曾开华同意后，研究确定了“围剿”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方案。
3月6日，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正是传统二十四节令中的惊蛰日，恰逢民间“春龙节”。
古柏天刚蒙蒙亮就起了身，习惯性地到纸棚坎上的山包大树下查完岗，再返回住地伙房，打算洗完脸后，准备为队员们起火做早饭。
正当古柏脱了棉袄，打了几瓢冷水准备洗脸时，突然听到哨兵惊叫，紧接着就是几声清脆的枪响。
古柏迅即从伙房窗户往山下一看，发现山脚两边途经纸厂的山道上，两队荷枪实弹的队伍，正悄悄地往山上移动。
他暗叫不好，冲进住地，对战士们命令道：“快，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
纸棚里的队员们听到哨兵报警和古柏命令，赶紧往山后头冲去。
此时，在纸棚门口的草坪上，有一位队员正在理发。他的头刚剃了一半，听到枪响后，迅即向后门狂奔。刚冲到纸厂门口，被栏在门边的一张凳子绊倒，随着一阵枪响，这位战士便被乱枪击中。
这位红军战士姓廖，江西安远人，约40岁。遗憾的是，当事人至今也想不起此战士的名字，这位廖姓红军战士就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无名烈士。
再说古柏命令突围后，队员们迅速从纸棚后门往后山冲。当时，整个鸳鸯坑弹雨横飞，人群奔突，枪声、呼叫声相互交织，形势异常危急。
古柏见状，沉着地指挥突围的战友们：“大家边打边退，快到后山去，我来掩护！”
队友们见古柏奋不顾身地引开了敌人，就乘晨雾狂冲奔突，转眼间躲进了后山的茅草丛中，从而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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