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山。
在崎岖的山道上，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挑着一担干松柴朝山下走去。
她身材不高，体形偏瘦，但是却很有朝气。那担松柴在她肩上一闪一闪，她却很轻松的样子。
她叫曾宪招，是九连山下谢新元的新婚妻子。
九连山在大庚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属广东地界。九连山因山岭逶迤不断，故称九连山。
其实，曾宪招并不是九连山人。
曾宪招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困农民家里。稍懂事就得上山砍柴卖钱。
“那时的日子正如兴国山歌所唱‘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风吹雨打无人知。书又没有读，字就不会写，拿起算盘，数也不会算’。”曾宪招曾经这样回忆着。
1929年冬的一天，15岁的曾宪招又一次挑柴去兴国县城卖时，突然发现县城与往日大不相同。
那里不同呢？曾宪招仔细看去，发现大街上到处红旗飘飘、锣鼓齐鸣，还有庆贺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一个个头戴红星、身穿灰色服装的军人精神抖擞地从街上走过。穷人们在分粮食、贴标语、呼口号……
再看那些有钱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像霜打的茄子――蔫不拉几。真是好爽人！
好奇的曾宪招赶紧打听，得知是红军解放了兴国县城。
几天后，长冈乡也成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许多青年参了军。
耳闻目睹这一切的曾宪招深受鼓舞，她问红军哥，我能做什么？红军就说，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是对革命有好处的事都可以做。
曾宪招听后，主动参加洗衣队，为红军伤病员洗衣服。
她还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少年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她每天干得欢实着呐！
1933年冬，十九岁的曾宪招调任乡妇女委员部主任，主要负责慰问红军家属，扩红支前，帮助军烈属搞好生产。
1934年秋，由于错误军事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9月上旬，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要求苏区有关部门和人员立即筹粮筹款支援前线。
曾宪招为完成这一紧急任务，超负荷地日夜工作。但她从不喊累叫苦。
1934年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敌人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铲共委员会”等fǎn • dòng 组织，强迫群众“联保”、“联坐”。
敌人规定：“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
为不连累乡亲们，留在苏区后又与组织失散的曾宪招，被迫孤身一人前往广东与江西、福建交界的边境，女扮男装，以挑夫做掩护寻找党组织。
一次挑货途中，曾宪招被“铲共团”抓住。敌人发现她一介女流却做挑夫，很可疑，立即对她施以酷刑。
曾宪招坚不吐实。敌人见不能达到目的，没有证据，便强行以50块银元把她卖给了广东连平县九连山区的谢新元为妻。
1935年春，谢新元家突然来了13位不仅会唱《国际歌》，而且常常吟唱“我们大家来bào • dòng ，杀土豪分田地，建设苏维埃，工人来专政”的歌。
这是一首传唱己久的苏区《bào • dòng 歌》。这些会唱《bào • dòng 歌》的陌生人，村里人说他们是失散的红军。
正在为寻找党组织未果而苦恼的曾宪招虽充满激动，但却不敢立即相认。因为那时敌人常常化装成红军或游击队伤兵，半夜敲群众家门。
这些敌人说：“我是失散的游击队，弄点饭给吃吧!”
要是群众答应了，便会立即被抓起来，甚至杀头。
警惕的曾宪招暗中观察。
此后三天，曾宪招发现这些陌生人上山摘野果、下地挖野菜充饥。他们从不拿群众的任何东西。
这样到了第四天中午，曾宪招又故意来到小河边洗衣服，并试探性地唱道：“五月当兵开木棉，真心革命不要钱。军衣伙食公家发，家中分了一份田”。
这时一位男子竟然接声唱起：“三月当兵石榴红，天下穷人心要同。”
这同样是一首出自中央苏区的革命山歌，不仅知道的人有限，且因属方言，听得懂尤其会唱的人更少。
曾宪招终于与同志们相认。她把自己的遭遇讲给同志们听，使大家知道原来她是苏区干部。
这支队伍是项英、陈毅领导的、经过九路突围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同志。
此时，他们正根据中央分局“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决定，化整为零，进山游击，昼伏夜出，保存实力。
曾宪招为找到组织格外高兴。她把同志们接到家中，安排食宿。
但限于条件，大家的生活相当艰苦。即使主要靠野果、野菜充饥，一天也只有两顿。
不久，由于形势更为严峻，项英、陈毅被迫转入深山密林。
为接济项英、陈毅及部队，曾宪招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敌人开禁允许群众进山砍柴的机会，常把粮食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然后丢在山上，使红军能够吃着“捡”来的粮食、穿上“捡”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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