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先生的难处，李介生是理解的。
当时，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增加了岗哨，整个成都戒备森严，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
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介生看到成都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逗留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尽管在成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美丽传说的城市待的时间很短，更无心领略府南河宜人的风光、观赏杜甫草堂“诗圣”的遗迹、参观武侯祠诸葛孔明的前后《出师表》。
但李介生并没有忘记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出一则《廖家骏启事》。
不几日，报上极不惹眼处全文刊发了这则遗失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1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再也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
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李介生，这则启事的内容是李介生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
启事内容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以此表示自己已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
在重庆，李介生又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敲开了刘伯承弟弟家的大门。
刘伯承的弟弟自己开了一家药铺，经常有人来往，活动比较方便。
李介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并托人购买到上海的船票，准备前往上海。
几天后，李介生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
上船前，李介生紧紧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
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
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之后，李介生踏上了新的征程。
席懋昭完成了护送李介生的任务后，返回雅安。
但这时，敌人已获知了他的身份和行踪，正在捉拿他。
席懋昭闻讯后马上折回成都，寻找党的组织，但未能找到。
后来，在前往仪陇老家的途中被国民党别动队逮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席懋昭对护送李介生出川一事守口如瓶，敌人也拿他毫无办法。
西安事变后，经人保释，席懋昭才脱离虎口。
在重庆与席懋昭分手后，李介生坐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几天之后，到达上海。
此时的上海与以前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李介生一时没有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上他仅从报纸声明的叛徒名单中就发现有70多人认识自己。
因此他只好先去找老朋友、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
安顿下来之后，李介生开始着手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一方面，他通过章乃器的弟弟、当年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地下党员章秋阳找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浦化人等同志，了解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一方面他通过潘汉年的表弟潘渭年告诉在香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
为了能尽快与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红军在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曾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先行一步，同李介生到上海恢复党组织。
再说，潘汉年从遵义出发后，一路经贵阳，绕道广州、香港抵达上海。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此行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潘汉年又从上海转到香港，在香港等待与李介生联系。
不料，工作刚有进展，中共上海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又一次遭到大破坏。
7月22日，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其他几位同志被捕。
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8人被捕。
文德叛变。
这时，李介生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并通过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
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地下党又一次遭到破坏的情况后，电示让李介生和由香港前来与之会合的潘汉年，尽快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李介生经过考虑，认为在上海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的情况下，亲自去苏联，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不失为上乘之举。
乃决定前往苏联。
但前往苏联也不是易事。
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林欣儿利用保和堂董事长和大药商的身份护送李介生等人前往苏联。
接到命令后，林欣儿与何翠姑商量，决定这次带封天宇和胡杏儿两人参加行动。何翠姑同意了。
于是，封天宇将特遣队交与向小飞，仍然留在广州，仍由何翠姑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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