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建立的湘赣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侧翼。在敌人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中，湘赣省先于中央苏区遭遇生存困境。
1934年4月30日，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中央红军“必须及早突围”的建议并达成共识。
会议还提出由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大转移探路。
8月7日，红六军团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遂川县突围西征。
由此，湘赣边的革命斗争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带走了湘赣省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层和军队主力。
同时也带走了红军学校、野战医院、制弹厂、修械厂等军事斗争的辅助机构。
这一切几乎抽空了湘赣边区的人力、物力、军力等革命和战争资源。
留守湘赣省的领导大都是临时越级提拔。在经验、威望、能力等方面与先前有很大差距。再加上职务竞争和斗争策略分歧，影响了领导层的关系和谐。
以上因素导致战争的行政、人力和物力资源进一步枯竭。虽然红六军团引走大批敌军，但留守人员仍然要面对10余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军。
周围都是敌人，留守军民被分割在十几块狭小的根据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为掩护主力突围，留守军民必须伪装主力与敌周旋。
这一重大使命，使留守军民怀抱着坚守战略支点的英雄主义豪情，而与敌人作殊死战斗。
但随着周围地区迅速陷落，大量难民涌入尚存的小块根据地，各种失败传言开始传播。
为稳定军民情绪，湘赣省委三天两头开祝捷会。
“那些日子。不管识字的不识字的，手里都会捏一张套红的《红色湘赣》油印号外，在凉亭里，树荫下，南货铺里，津津乐道红军的辉煌战绩。”
人们沉浸在人为渲染的胜利气氛中。很多人都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红军主力很快会打回来。
然而，主力红军越走越远，难民越来越多。祝捷会改变不了形势的快速恶化。
10月，留守的湘赣省委和军区被迫突围。
12月，湘赣苏区全部沦陷。
由祝捷会到苏区全陷，在军民中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英雄主义豪情迅速下降。人们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
处于敌人重重包围和追击的情况下，他们的孤独感与日俱增。
在突围中，为服从保留革命队伍的大局，被迫放弃难民，军民分离使留守人员成为无源之水，陷入孤军作战的状态①。
留守人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这种剥离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内疚感。内疚使他们的内心更为孤寂。
主力越走越远的消息，在催使孤独感迅速攀升的同时，也强化了留守人员内心的主力情结。
留守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主力回归坚守战略支点。主力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主力凯旋成为他们最大的精神寄托。
湘赣苏区全陷后，面对敌人的屠杀，留守人员期盼主力回来报仇。他们的主力情结达到了最高点。
留守人员的二把手谭余保在重病时整日呓语，叫唤着：“任胡子(任弼时)”、“王胡子(王震)”。
dú • lì 一团团长刘日患严重的肺病，临死还不忘恢复边区。时常大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
由此可见留守人员对主力的渴盼之情。
一支屡战失利且日益缩小的孤军，与上级的联络成为他们在孤独中顽强战斗的精神动力。
然而，1935年2月9日，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失。自此，湘赣省委与中共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联系。
4月上旬。苏区中央分局派封天宇开始寻找湘赣省委，转告中央红军已远征，中央苏区全部失陷的消息。
同时还将留守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已分9路突围，中央已有新的指示，即立刻改变战略决策，分散打游击，统统告诉了湘赣省委。
这大大出乎湘赣边留守人员的意料。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也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听到。
他们的主力情结因此遭到了沉重打击，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开始扩大。“反水”(叛变)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在主力回归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自寻出路并重树信心成为湘赣省委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
留守人员的出路主要有4种：叛变、开小差、游击战争和白区工作。
第一次棋盘山会议(1935年4月初)虽然在失去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召开。但湘赣省委执行的是中央“七・二三训令”(1934年)加强游击活动和秘密工作的指示，其现实意义是为迎接主力回归起内应作用。
从几天后接到中央分局告知的情况分析，湘赣省的游击战争既失去迎回主力的内应作用，也丧失作为中央军区侧翼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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