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组建红九军团的命令，28日正式成立。
红九军团最初下辖红三师、红十四师和红独第一、第四团。
红三师的前身是红一军团第三师，师长是张经武，后由军团长罗炳辉兼；政委先是刘英（男），后由军团政委蔡树藩兼。
广昌战役中，第十四师损失惨重，战役后全师只剩下几百人，随即被撤销番号。
1934年10月初，红二十二师（会昌工人师）编入红九军团。
红二十二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备师的一个团（孙喜洲随这个团调入并任参谋长）和粤赣安远、寻乌等地地方武装组成的。龚楚、程子华、周子昆先后任师长，方强、黄开湘先后任政委。
从福建长汀出发突围转移时，第三师有7000余人，第十四师和二十二师4000余人。
该军团与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等部队相比，虽然组建时间短，人数不多，但它在长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红九军团与红一军团在左路行动，并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机关和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纵队前进。
至11月中旬，红九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地区，红二十二师因减员严重，番号撤销，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三师和红一､红五军团。
长征前调入红九军团任红二十二师参谋长的孙喜洲，在红二十二师番号撤销后，被军团长留在了军团部。
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九军团损失严重。
之后，红九军团转战到贵州境内。
1935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颁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红九军团缩编为三个团。
红九军团的机构虽减少了，但基层部队却得到了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也得到了增强。
在此前后，红九军团参加了四渡赤水和二占遵义的作战。
部队缩编之后，干部多了起来。为了保护这些干部，军团部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教导队，由孙喜洲任队长，侯继坤任政委，全队约三百人。
1935年3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已麇集在川黔滇边区，中央红军在该地区作战已失去了机动余地，遂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了红九军团单独行军和作战的特殊任务——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为加强对红九军团的领导，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军团政治委员。
在何长工赴任前，máo • zhǔ • xí 还特意交代，要何长工与军团长罗炳辉搞好团结，并肩作战，不辜负中央的重托。
何长工表示:“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当时，红九军团正在赤水河东岸的打鼓新场一带活动。
3月27日至3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多次致电罗炳辉､何长工，要求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积极活动，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大造声势，牵制与阻击敌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及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受领任务后，立即开会研究了军委的指示，确定行动方针和以后与主力会合的办法，并向全军进行了深入的动员。
随后，红九军团在罗辉炳和何长工的领导､指挥下，在金沙的马鬃岭开始大造声势，折转向东，在湄潭一带展开活动，以吸引敌军。
中央红军主力乘机疾进，抢渡乌江。
3月31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九军团:中央红军主力即将渡江完毕，现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地区北上，向我渡河点迫近。
红九军团应星夜兼程，于第三天8时赶到沙土，尾随主力过江。
接到军委的指示后，红九军团即迅速向乌江北岸挺进，准备抢渡乌江。
但是，红九军团在向乌江北岸挺进的途中赶上下雨，山道湿滑难行。
当其穿过敌人空隙､冒雨赶到中革军委指定的沙土时，已超过期限6小时。
此时，红九军团得到侦察员的报告，敌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正迎面赶来，其先头部队已距沙土不远，后面黔军亦紧追不舍。
同时，红九军团派往渡口进行联系的人员回报:由于期限已过，加上敌情紧张，在乌江南岸负责看守浮桥的红军干部团已将桥破坏了。
此时，孙喜洲并不知道老部队已经编组开来，华卓然和甘灿留在了干部团，并且负责看守浮桥的正是甘灿。
这样，红九军团就被隔在乌江北岸，且有可能遭到敌军的前后夹击，处境十分危险。
由于敌情变化太快，此时的红九军团还未来得及停下来进行架线，与中革军委的电台一时无法联络。
在此危急关头，罗炳辉､何长工､郭天民(红九军团参谋长)等军团领导简单商量后决定立即转移，离开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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