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被军团领导发现后，抓住不放，说是搞锦标主义。结果不但把红10团的射击第一取消了，而且把红11团政治测验成绩压到80分，只给了个文化娱乐(唱歌、墙报)的第一。
还在军团的报纸头版上刊登报道，大字标题是：“四师搞锦标主义，企图夺取大会优胜。”
报纸发到4师，红11团政委王平一看就火了：我们红11团、红12团都没有什么锦标主义表现，怎么能点整个红4师的呢？
于是，他当着师政治部主任舒同的面，把发下来的报纸全烧掉了。
他还对舒同说：“这报纸发到部队不会引起好结果。”
不久，王平遇到了军团长林彪，就这件事情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
可能林彪认为这件事确实做得有点过，后来还派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专门到4师作了解释。
红11团团长邓国清叛逃再次引起热议。
1936年元旦，红4师奉命到韩城去搞敌人一部电台。到了韩城没搞到电台，部队于是再返回驻地宜川。
因为来时红11团是前卫，往回走时变成后卫，红11团团长邓国清和政委王平各带一个主力连在后边。
从长征到湘桂边，邓国清就开始动摇，直到陕北以后还是信心不足，特别是对编到红1军团很不满意，所以王平对他比较注意，坚持让邓国清带部队在前边走。
第二天天亮在团部宿营地，王平起床后叫警卫员请团长来吃饭。警卫员说，听站岗的战士讲，团长一夜没睡，快天亮时他告诉警卫他到1连去看看，说1连打土豪有肉吃。
王平听后立即给1连打电话，才知道邓国清没去1连。
王平一想这可坏了，准是开小差了，但他已经走了几个小时，早进国民党统治区，派人找也来不及了。
后来王平才知道，邓国清在前一天从供给处要了100块现洋，跑回湖南老家做买卖去了，时间不长就混不下去了。
西安事变后他又到南京去找叶剑英介绍他回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山东军区罗荣桓处工作，不久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1950年镇压fǎn • gé • mìng 时被处决了。
邓国清叛逃这件事情影响太大，红4师对红11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政委王平调任师政治副主任兼组织科长，遗缺由政治部组织科长李志民接任，罗开桂任团长，后来军团又派郭林祥来红11团任总支书记。
周科长是被处死的代表。据黄克诚回忆：当时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审判。
黄克诚实在不忍心，就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在场，把讲情的黄克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他们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而周科长也被保卫部门给处死了。
在这种形势下，原红3军团干部一度处于恐慌的情绪当中。
据王平回忆：到达吴起镇时，通信科长谢嵩见到他时，神情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
谢嵩还对王平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不过在这场整编中，原红1军团派来工作的干部也有因为误解而受委屈的，这就是曾经在原红3军团所属第二纵队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
在延安整风时，有人说罗瑞卿在第2纵队乱shā • rén ，其实这也是冤枉。
据王平回忆：罗瑞卿在第2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掌握政策基本上还是稳的，审判处刑的事都是由保卫局或保卫分局负责的。
当时的保卫机关相当神秘的，它是dú • lì 单位，不属于政治部管辖，政治部也不能过问。
当时说罗瑞卿乱shā • rén ，还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曾当过红3军团管理科长的胡宝全，一个是曾当过团政委的胡正国。
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被杀。胡宝全是在受到敌人骑兵追击时实在走不动，又没有担架，王平给了他10块大洋把他送到后山逃命去了，以后他在老百姓家教书，王平到延安后还收到过他的感谢信。
胡正国活到解放以后，原红3军团的张震上将到平江视察时还见过他。
由于有这么多的不融洽，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都想恢复红三军团编制。所以有一段时期以来，就传出快恢复红三军团的传言。
不过“恢复红3军团”只是一个传言，最后林彪给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实行“反蒋抗日”的方针，决定实施东征战役。
根据这次会议部署，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1军团以红2师为前锋，红4师、红1师、红15军团81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开始对阎锡山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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