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红军主力部队出发的30多位女红军，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30多位女红军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大家都亲热地叫她“矮子”。
然而，在长征路上，她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什么是不得八块钱呢？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人员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
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战士毫无二致，只是偶尔在她们患病或来例假时，有的人可能会骑几天马。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种情谊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翻过老山界后，部队进入了云贵高原。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来势非常凶猛，连路都不能走了。
大部队是不可能因为某个人而改变行程或者放慢速度的。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否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
邓六金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
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
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挽着极度体弱的邓六金，还削了个棍子让她支撑着。
渴了饿了，她就去找来水，就着茶缸一起啃几口冰冷的干粮。到了晚上，则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两个女人瘦弱的身子紧挨着彼此温暖对方。
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
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
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
当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遵义，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红军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们似乎找到了在红都瑞金的感觉。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正常的感情生活是免不了的，即使在长征这样非常艰苦的年代。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的一对。当年王泉媛只有22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
他们的不平凡在于他们的婚姻是一段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
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有道是日久生情。
尽管两人还刻意掩饰着，但热心的大姐们还是发现了两人间的眉来眼去。
就在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拉到一边，以大姐的身份仔细询问她对王首道的印象。
当她们从王泉媛嘴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三人不由分说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间里。
这天晚上，两个互相爱慕的人交换了定情物。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小shǒu • qiāng 和八发子弹，王泉媛给他的是一个承诺：送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真的只有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
撤出遵义后，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信员送去一信，两人才得以再聚首。
但短短一夜的恩爱，马上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中止了。
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机会，好心大姐们极力撮合的好事，让她饱受几十年的相思之苦。
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冒死生下的孩子，后来不曾再见过，终究成为她一生的痛。
和她几乎同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枪声中生产的，还有闽粤省委书记邓发夫人陈慧清。但是，长征途中第一个生孩子的，却是一个叫曾玉的女红军。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也在出征的行例中时，竟不管不顾地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她只是凭着一个女红军坚强的毅力和一个女人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
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和她一同走在路上的其他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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