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行营的那些将军们，想要陈洪时去策反林欣儿，告诉他，你只要让林欣儿向党国投诚，gāo • guān 任你做，骏马任你骑。
陈洪时说，我策反不了林欣儿，我对她一点儿也不熟。但是有一个人却可以试试。
将军们就问：什么人？你这么有把握？
陈洪时说，此人就是现任湘赣边临时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曾开福。
当时在场的国民党将军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他听了以后就一笑了之，让人们散了。
陈洪时当时非常沮丧：自已在这些国民党大员面前难道一文不值？
那些将军们边走边哂笑不已！
这让陈洪时心里很不好过。
陈洪时回到萍乡，心里还在想这些事。他这个人有个特点，越是觉得做不成的事，他越要去做。
就像他去投靠国民党，他觉得他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系的身份会让人贻笑大方一样。
现在他认为他在那些将军们面前的屈辱，只有通过这件事才能洗刷清楚，他才有出头之日。
可是连熊式辉都不相信他，他还怎么去做？
于是他想到了当初他投诚的危宿钟①。
危宿钟的职务虽然没有熊式辉高，但危宿钟作为自己投诚时的引领人，他更希望自己出成绩，这样他面子上也有光。
关键还在于曾开福这个人，他觉得如果方法得当，是完全可能的。他有这个自信。
这是因为他陈洪时对现任湘赣边省委的谭余保和曾开福太了解了。他们曾长期在一起工作、生活过。
1934年，由于左倾主义者的瞎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决定哪些人随红六军团参加西征的时候，党组织考虑谭余保是当地人，对各方面情况非常熟悉，留下来更能发挥作用。
于是谭余保等人便留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而曾开福就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曾开福是茶陵县江口村人，家境贫穷。他与谭余保是同乡，两家距离很近。
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开福在家乡参加了赤卫队，后来转到茶陵县游击队，曾开福没有上过学，但是身材壮实，作战勇敢，所以很快被提升为排长。
后来茶陵县游击队被编入湘赣边界dú • lì 红军第9营，1931年，曾开福所在的湘赣边界dú • lì 红军第9营又编入红8军。
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进行西征后，曾开福因为是当地人，党组织让他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他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
不久之后，谭余保被推选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恢复和发展了周边地区的党的组织，游击队由三个大队增加到四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
也就是说，作为游击队司令的曾开福，其直接领导就是谭余保，曾开福是谭余保的直接下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湘赣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大批的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
一些小喽喽的叛变造成的影响倒不大，但是领导人的叛变却是致命的，而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给湘赣地区的斗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不过好在谭余保已有一定的防范，他临危不乱。他在莲花县棋盘山召开会议，将我党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组建临时湘赣省委和游击司令部。
在这次会议上，曾开福当选为省委常委，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成为仅次于谭余保的第二号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谭余保对曾开福的信任。
曾开福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理论水平，但是他作战勇敢，敢打敢冲，而且脑瓜子比较灵活。
曾开福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经常带领游击队化险为夷，所以谭余保非常信任他。
据很多老游击队员回忆，两人经常在大树下讨论问题。
由于作战指挥有一套，对敌斗争也非常坚决，战斗经常亲自上阵，然而所有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一个致命的毛病，那就是喜好女色。
因此他曾犯过几次生活作风上的错误，受到党纪处分，谭余保曾为此事多次严厉批评过他。
其实对于曾开福当选游击队司令，谭余保是有顾虑的，然而当时一来没有特别好的人选，二是谭余保认为曾开福在他的眼皮底下工作，自己可以随时监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俗话说，任何人都有弱点，但是弱点没有被人利用的话，就不算弱点了，如果弱点一旦被人利用就将是致命的。
曾经当过湘赣省委书记的陈洪时叛变后，一心想“立功好报效党国。”，他和谭余保、曾开福等人都非常熟悉，他将每个人从心里过了一下，便把目标对准了曾开福。
对于谭余保，陈洪时非常清楚，他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无法下手，但是曾开福却可以利用。
陈洪时对于曾开福几次生活作风上的错误非常清楚，曾开福的“嗜好”是出了名的，人人都知道，何况是陈洪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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