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在南京的何应钦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大吃一惊。
但很快镇静下来，派人请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次长熊斌等人到他家，分析形势，商讨对策。
熊斌原是冯玉祥部下，他认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被扣，主持军事者自然应是副委员长冯玉祥，便提出可否先告知冯玉祥。
何应钦心目中，从来都视冯玉祥为摆设，以“暂可不必”回绝了。
就在这次非正式的碰头会上，何应钦已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定下，同时分派人进行游说和采取应急措施。
冯玉祥直到中午12时，才接到中政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烈钧的电话，得知西安发生了事变。
稍后，鹿钟麟又到冯家相告。但冯仍不知详情。
下午2时，冯玉祥想找李烈钧问究竟，扑了个空，便径直闯到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住处。
孙科这才从冯的口中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惊得半晌闭不拢嘴。
总参谋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虽已知西安之变，但派人四处找不到何应钦，只听说何已与人开会研究了情况。
冯玉祥对何应钦甚为不满，当众发牢骚：“我和协和（李烈钧）、哲生（孙科）均无所闻，不知是何理由？”
当晚8时，在冯玉祥的办公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张继和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聚在一起，与冯玉祥商讨应付办法，个个都对何应钦的诡秘态度表示不满。
张继打了好几处电话，才在何应钦家中找到何，向他询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告之冯玉祥似已动气。
何应钦不耐烦地在电话中回答：“一时说不清，我马上派人来面呈。”
不一会，熊斌奉何应钦之命，手持张学良、杨虎城12日发出的通电，赶到冯玉祥官邸。
冯玉祥展读通电，知张、杨之举，意在逼蒋抗日，心中的重负才稍减。
但对何应钦迟迟不通报详情，仍大为光火，决定亲自找何应钦。
他一边迈步出门，一边吼道：“如此重大事件，欲一手遮尽天下人之耳目，岂可得手？！”
当冯玉祥闯进何应钦家中时，李烈钧、戴季陶、朱培德、叶楚伧（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秘书长）、陈璧君、陈公博（国民党中政会委员）等许多要人已在座。
在座者一些人是奉何应钦之请而来，一些人是不请自来，他们都想知道西安的详情。
冯玉祥等人并不知道，何应钦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以真相不明为理由，对冯玉祥等可能同情张、杨的人和尚不知情的国民党要员们，将事变真相暂时秘而不宣。
同时，又以军事需要，严格新闻检查为由，切断南京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封锁消息，使西北的报纸和张、杨的宣言到不了南京。
西安电台日夜广播，说明扣蒋真相及抗日要求，统统被南京强有力的电波震耳欲聋的干扰所淹没。
南京城里如捅了马蜂窝，谣言一个接一个散布出来。人们真假难辨，人心惶惶。
冯玉祥进到何应钦家，见人们争论正烈，就近找空位坐下。
他见何应钦以少有的激动，力主诉诸武力，讨伐张、杨，以维党纪国法。
李烈钧则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保蒋安全为要，不赞成武力解决。
戴季陶、叶楚伧、朱培德支持何应钦，而陈璧君、陈公博却出人意料地支持李烈钧。
在谈到军队指挥权的时候，有主张归何应钦的，有推程潜的，有说冯玉祥的。
何应钦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五常委之一兼军政部长，自度非我莫属，但缄口不语。
戴季陶早与何应钦灵犀相通，极力主张军事应归何应钦，似有不让别人再争下去之意。
冯玉祥忍不住了，站起来顶撞戴季陶，说：“不成，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
言下之意，除程潜、朱培德外，尚有我副委员长，岂能轮到你何应钦！
何应钦依然正襟危坐，任戴季陶与冯玉祥唇枪舌战。戴、冯一直争执了一个钟头，还没个结果。
有人提出这是闲谈，不算数，应速到中央党部开临时紧急会议才是。
在中央党部的会上，何应钦才让与会者传阅了张、杨的通电全文。
张、杨这份通电，虽然主要是谴责蒋介石，但却也同时捅了何应钦的痛处。
这份通电，给和平解决派提供了根据，他们认为张、杨捉蒋，为了抗日，且保证蒋介石安全。眼下应讨论如何答复“八大主张”，怎可讨论加兵西安？
何应钦咬定死理，先声夺人，反复强调张学良、杨虎城劫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形同叛逆，不“讨伐”不足以张法纪！几乎不容反对意见陈述完毕，就将别人的话头打断。
加上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伧等人支持何应钦，“讨伐派”明显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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