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杂七杂八的军阀当中，亲信部队能够保留到时间最晚，并且职务还能一路晋升，最后还得以善终的，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现在面前站着的，这位粤军出身的余汉谋①。
余汉谋是纯正的粤系，广东肇庆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
保定军校第六期堪称名将如云，比如薛岳、张发奎、叶挺、顾祝同等等。所以从资历上说，余汉谋起点不低。
不过早期的余汉谋仕途并不顺畅，加入粤军后，直到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27年，才是第四军第11师副师长。
而那会的张发奎、顾祝同都是军长，薛岳和叶挺也都是师长了，一个“副”字差别很大。
粤军在陈炯明叛变、许崇智下野之后，其实陷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在张发奎反蒋的过程中，另外一派在陈济棠的领导下投靠了老蒋，并且在蒋桂战争中协助中央军击败了张发奎、李宗仁的联军。
于是陈济棠得到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一跃成为“南天王”。
而余汉谋正是陈济棠麾下的骨干将领，是陈济棠的左膀右臂。
到1936年的时候，陈济棠主要兵力有三个军，余汉谋已经是其主力第一军的军长。
但是陈济棠骨子里面仍然是个军阀，一旦形成事实上的独霸广东局面，便也开始不听南京政府的招呼。
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当蒋介石封他为南路军总司令与红军作战时，他就变得复杂多变起来。他尤其是在堵截红军西征的作战中不愿卖力。
此时的余汉谋对于曾是兄长般的陈济棠的所作所为，皆能理解并予以支持。
不过，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陈济棠与红军“让路”的事情最终也败露，因此逐渐又跟老蒋矛盾加深。
蒋介石为了解决两广分庭抗礼的局面，使尽了各种手腕。到最后借胡汉民之死欲一揽子解决。
陈济棠明显感觉到危险来临。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白崇禧再次通电反蒋，史称“两广事变”。
而两广事变的走向和解决，是余汉谋走上政治舞台、脱颖而出的重要节点。
在日寇步步紧逼的1936年，再搞军阀内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两广事变遭到各界反对。
陈济棠手下的李汉魂等将领干脆离开部队到香港，广东方面的空军也被梁干乔收买而倒戈。
关键时刻，曾经与陈济棠有过恩仇的余汉谋也开始动摇。
蒋介石命令陈诚系统的上官云相，以妻舅的关系为桥梁，频频拉拢余汉谋倒戈。
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终于飞到南京向老蒋表忠心，两天后通电宣布倒陈。
主力第一军倒戈，则陈济棠的势力瞬间土崩瓦解。陈济棠知大势已去，只好宣布下野。这样就使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余汉谋在“两广事变”期间立下大功，蒋介石自然要封赏他。
于是1936年9月，余汉谋以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担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和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实际替代了陈济棠在广东的地位。
不过余汉谋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虽然有地方军政实权，却从不公开违抗蒋介石的命令。
而对于蒋介石不断染指广东政界军界，他能忍则忍，虚以委蛇。
还有余汉谋对于陈济棠的存余势力，采取的不是去陈化，而是溶解化。这使得这些人（或势力），不仅没有成为绊脚石，反而能为他所用。
其实余汉谋对于胡东太是非常熟悉的。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济棠、余汉谋和胡东太都是好朋友，都是以兄弟相称。他们来往密切。
当然，相对而言，胡东太与陈济棠的关系远胜过与余汉谋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胡东太与余汉谋的交往，即使是在陈济棠下野之后。
也就是说，现在陈济棠下野了，胡东太并不因为与陈济棠的关系而受到牵连。相反，余汉谋更加依赖于胡东太了。
这是因为胡东太不仅在地方上的影响很大，他在商人圈内更是首领级人物。余汉谋的军队离不开以胡东太为首的财团的支持。
“左恭②兄，不知今来有何意？”余汉谋与胡东太一直以来都是直来直去的交往。言语之间更是直截了当。
“幄奇兄，今日来主要是为兄长荐一人，不知何如？”胡东太拱了一下手说。
“嗬，是吗？”余汉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左恭兄，快请坐。快请坐。若云，快给胡总赐茶。”
被叫若云的是副官，他麻利地端上茶来，然后礼貌地退下。
待胡东太坐下后，见封天宇仗剑立于胡东太身后，遂笑着问道：
“左恭兄不会是向我推荐天宇小英雄吧！”
“正是！”胡东太高兴地说。
“哎呀，那太好了！”余汉谋显然喜出望外。他己经接到过陈济棠的电话，但却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左恭兄不会是开玩笑吧？你舍得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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