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西安事变的人质，同时也是事变的核心人物，他的态度对事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
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具有历史必然性，当时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且大部分民众将救国的希冀寄托在以蒋为核心的南京政府上，因而希望维护现存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安事变得以和解的重要原因。
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为逼迫蒋介石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而发起西安事变。
这一事变成为“从兄弟操戈到共同御辱”的转折点，在我国抗日历程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拒食两天，表示绝不口头应允任何事情，更不会签署任何文件。
然而在12月16日蒋面见宋美龄、宋子文后，态度大为缓和，同意宋氏兄妹代其与张、杨谈判。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实为自保，他们不愿在内战中自我消耗。
为此，张、杨孤注一掷，以软禁的方式扣押蒋介石从而逼迫其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
甲、停止剿共;乙、抗日;丙、容纳抗日分子，重组国民党。
蒋介石虽是西安事变的人质，但他本人的态度却对事件的发展态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因此，张、杨之所以能够得到蒋的口头应允，是因为这些条件与蒋的初衷并不相悖。
事实上，蒋同当时四万万民众一样，亦有一颗抗日之心，这是他能接受谈判条件的根源所在。
这是因为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
首先，抗日心初具。
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携夫人访问日本。
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蒋谈到：“中国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田中答道：“阁下何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南京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为?”
每提及统一中国之语，田中辄为之变色。蒋即窥得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其次，抗日心日益坚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曾一度主战，“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但又意识到国弱无所恃，不能图一时之奋兴。
中日力量悬殊，这也是蒋一直“惜战”的原因，但蒋抗日的决心却没有动摇过。
1932年11月，蒋即表示，“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报效国家”。
9月至11月支持傅作义绥远抗战即表现其抗日之心。
1935年11月20日，日本使者表示如中国方面对华北采取压迫或镇压的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件和破坏治安的行为，届时关东军和满洲国断不会坐视不理。
蒋答道，“对于破坏国家主权完整与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绝不容许”。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蒋在会上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就到了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蒋的抗日意愿日益明朗化，不再停留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备战上偷偷摸摸，宣言上畏首畏尾。
“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
再次，在西安事变前，蒋与张学良在是否抗日的问题上实则并无分歧，只是在时间问题与抗日和剿共的先后次序上无法达成一致。
事实上，关于联合抗日党派(尤指联合中共)和剿共的问题，亦表明了蒋介石为抗日做准备的一种考量。
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剿共。长征以前，剿共目的在于消除其对南京的威胁。第五次围剿成功后，蒋的目标逐渐演变为趁机尾随中共占领地盘。
第二阶段，剿否?长征后伴随着日本的入侵，mín • zú • máo • dùn 日益尖锐。蒋考虑到中国落后，抗日必独木难支，苏联将是中国抗日的重要外援国。
联苏就需恰当解决中共问题。长征过后红军暂驻陕北一隅，人数不过三万，这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蒋寻求政治途径解决的疑虑。
第三阶段，和解。1935年底蒋通过苏联向共产党转达他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同时，希望苏联从中斡旋两党之关系。
从王明发表的支持建立抗日国防政府和联军的文章判断，苏联已向共产党传达了联合国民党的指示。
但随后，苏联出尔反尔，拒绝向中共施压。这一态势迫使蒋只好转向国内。
1936年1月宋子文及陈果夫等委托董建武和张子华向陕北苏区转达蒋试图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但当时共产党对蒋的本意并不托底，所以未果。
1936年11月，蒋明确告诉冯玉祥，“防共问题更为重要，否则不能与俄交涉矣”.
不难看出，面对时局不稳、国运如丝的境遇，蒋在占尽军事优势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尽剿与独霸一方，而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考虑抗日问题，即为获取苏援而不断调整与共产党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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