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上旬，日军在山西继续进军，相继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公路和同蒲铁路南段，深入到晋东南和吕梁山区。
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大都退到黄河西岸，晋东南地区只有武士敏的98军和李家钰的47军还在子洪口、长治一线继续抵抗日军。
日军进入晋南以后，企图渡过黄河，实现战略突破。
同时将八路军115师、129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巩固在晋南的占领区，稳定后方。
并以此实现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的战略计划，因此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
这样一来，邯长公路以及长治至临汾的公路，自然就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线。
为了保障黄河前线的部队补给，日军在这条交通线上的运输活动相当频繁。
在经过长生口、神头岭两次伏击后，日军也加强了对这条交通线的保护，把公路两侧一百米距离内的树木、庄稼全部割光，除了在黎城驻军1000人，在涉县驻军400人，在武安驻军1500人外，还在椿树岭、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派驻了中队级别的守备分队。
东阳关又称壶口旧（故）关、壶口关、盂口，春秋时就开始设置关隘，明朝设置巡检司。
虽然东阳关比不上平型关、娘子关、雁门关险要，但也位处山西通往河北的要道，正在太行山的主脉上。
东阳关关隘两侧都是峻岭悬崖，乱石层峦，几乎没有一步路是好走的。
清朝编著的《山西通志》这样描述东阳关：“泽、潞凭高设险，障蔽两河，而潞川中夷外阻，尤自古形胜地也。其当东出之冲者，曰东阳关，在黎城县东二十里，一名吾儿峪，古壶口关也。
正是因为东阳关地势险要，所以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发生过不少战事。
针对日军在晋南的动向，129师师长刘伯承认为有必要再对日军运输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以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
由于刘伯承马上就要去参加3月24日朱德总司令在沁县小东岭召开的军事会议，所以在刘伯承开会期间，由刚刚到任的dèng • xiǎo • píng 政委坐镇师部，负责全局，由徐向前副师长具体指挥作战。
徐向前决定在从黎城至涉县之间的公路上选点设伏。
这段约50公里的公路沿线有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
徐向前带着计划参加伏击战的386旅旅长陈赓、769团团长陈锡联、771团团长徐深吉一路察看地形。
他们看得很仔细，最后一致认为响堂铺是个理想的伏击地点。
响堂铺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神头乡，可以说就在河北省西南与山西交界处，再往西就是山西省黎城县的东阳关。
村南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峻岭，山崖陡峭，难以攀登。村北虽然也是海拔1200多米的山地，但山势相对平缓，地形起伏，还有不少谷口。
两侧山地之间是一条长约15000米的山谷，晋南日军的生命线邯长公路就从这片山谷中通过。
公路南侧山地等于是天然屏障，北侧山地可以隐蔽伏击部队，众多的谷口又便于出击，只要卡住东西两头，伏兵从路北杀出，谷底公路上的日军就是瓮中之鳖了。
徐向前的部署是投入129师385旅769团、386旅771团、772团共3个主力团，以769团和771团为伏击部队。
除以小部队埋伏在路南山地脚下，阻止日军向路南逃窜，主力埋伏在公路以北后宽漳到杨家山一线。
考虑到黎城日军兵力较大，而且东阳关又有日军据点，一旦伏击战打响，必然是日军主要的增援方向。
所以徐向前将772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负责阻击由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并派出小部队分别向东阳关和苏家峧担任警戒。
虽然涉县距响堂铺更近，但日军兵力较小，即使出动增援，援军也不会太强，所以由769团派出4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另外再派1个连进至杨家山东北的王堡，保障769团侧后安全。
129师主要是由原来红四方面军部队改编而来，徐向前曾经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红四方面军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参战部队听说这次战斗由徐向前来指挥，士气更是高昂。
部队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考虑到当时部队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未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所以在战前准备中特地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如何打汽车的作战要领介绍。
一一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人员，然后是打司机，最后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这些战前教育，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指战员了解汽车的特点和打汽车的要领，在后来的战斗中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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