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料风云突变。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早已被化名廖雅权、潜伏在南京汤山温泉当服务员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引诱下水。
当晚，他即将绝密情报传递给与之接头的日军谍报人员。
1937年8月11日及12日两天，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下驶。汉口、九江、沙市等地码头，日侨蜂拥而上。
这一行动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好，陆续通过江阴“锁航要塞”的日舰并没有卸下炮衣备战，人员则在舰桥上游晃，居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
当时中华民国海军第1舰队的“逸仙”、“建康”、“中山”、“永绩”舰及第2舰队的部分舰艇正由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海军中将指挥在湖口集结，江宁和江阴要塞的火力也已作好准备。
但因事起匆忙没有协调好，当日本军舰陆续经过时，国军部分要塞单位因为警惕不足，未能及时作出回应。
而注意到异常的海军舰队则因没有接到截击指令，只能按兵不动。
等到中华民国海军部醒悟日军已经撤退时，截击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到13日中国方面开始封江时，总数13艘的日舰（包括旗舰“八重山”号）已经走脱一空。
我参谋本部紧急由南京与江阴两面派队沿江搜索江面，一直到团山边境两个搜索队相会，才证明日舰已全部逃脱。
最后仅在汉口附近捕获了日本商轮“大贞丸”，在江阴附近捕获了“大贞丸”。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海军部长陈绍宽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顺便向英、德等国采购军火舰艇。
事变发生后，他急忙回国主持海军抗战机宜。
第一个工作就是封江。
封江的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首先是破坏航标。
1937年8月11日，海军部派“甘露”测量舰、“皦日”、“青天”测量艇及“绥宁”、“威宁”炮艇破坏西周、浒浦口、铁黄沙、西港道、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到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姜沙等各处的灯标、灯桩、灯塔、灯船及测量标杆。
各舰在两日内完成了航标的破除作业，使敌舰失去了导航标志。
在此同时，海军第1舰队与第2舰队主力由湖口与下关向江阴的集结已经完成，49艘军舰进入了长江待命，“拱卫京畿”。
1937年8月12日，两个舰队主力在江阴江面集合完毕。
这是自甲午战争之后海军的第一次对外大型动员，全体海军官兵皆怀高亢斗志，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首批自沉的军舰为舰龄最大的“通济”练习舰、“大同”、“自强”轻巡洋舰、“德胜”、“威胜”水机母舰、“武胜”测量艇（已停用）、“辰”字与“宿”字鱼雷艇（均已停用），这批军舰大多为清代遗留的旧舰。
此外，海军还向招商局与各民轮船公司征集20艘轮船同时自沉以构成江阴锁线。
当第1舰队抵达江阴时，等待自沉的28艘军民舰船已经停泊在君山江面。
12日上午8时，江阴江面各舰由“平海”号轻巡洋舰率领进行升旗典礼。
8时整，“平海”舰举行升旗仪式，各舰官兵在舰舷“站坡”，向军旗行礼致敬。陈绍宽的上将司令旗在军乐声中冉冉上升到主桅顶端。
在各舰抵达位置之后，坐镇“平海”的陈绍宽发出沉船命令，各舰同时打开水底门，缓缓下沉。
自沉作业一直进行的傍晚才初告结束，陈绍宽站在“平海”舰桥上，黯然无语。是日汽笛哀鸣，军旗低垂，令人欲哭无泪。
因为水流甚急，第一批各舰下沉时多半被水流冲离理想原位，导致封锁线并不完整。
当海军部发现封锁线并不完整而空隙甚多之后，又征用了三艘民轮沉入封锁线，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等地缴获的8艘日籍趸船也先后被拖到封锁线凿沉。
海军部又请行政院训令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各省政府紧急征用民用小船、盐船185艘，满载石子沉入封锁线的空隙中。这些民船一共使用了30.94万立方英尺石子，合65020担。
如果加上1937年9月25日自沉（海战后）的“海容”、“海圻”、“海筹”、“海琛”舰四艘巡洋舰，在江阴的沉船封江作业之中一共自沉老旧军舰与商轮43艘，合计吨位63800吨。
日军在上海前线不断投入兵力，尤其在重武器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淞沪前线的战局岌岌可危（事实上，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即占领上海全市）。
自此时起，南京保卫战已经拉开序幕。按照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的建议，自1935年冬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秘密调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秘密构筑起两道国防工事，作为南京外围的防御线：
吴福线北起长江南岸的福山，向南经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到杭州湾，系防御南京的第一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