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若云在庐山上想正儿八经学点游击战术，不料还不到一个月，薛岳①来调兵了。
这话还得从武汉会战还未开始的时候说起。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武汉，逼迫中国投降。
与此同时，蒋介石召开国府最高军事会议，做出决议——保卫武汉。
日本人这个脑袋吧，有时候真的很聪明，但普遍一根筋。
在此时他们的脑海里，有这么一个等式：攻占武汉=国府投降。
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让别人来替日本人制定战略，他肯定要反问一句，如果攻占武汉后国府不投降呢？
这就是二元论，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máo • zhǔ • xí 是此中高手，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会很全面。
可是日本人一根筋的脑袋想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们已经认定，只要攻占武汉，国府必定投降。
虽然脑袋不够用，但日本人的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它迅速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其中直接参加战斗的有9个师团，大约25万人，包括海军舰艇120艘，飞机300多架。
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他辞去了政府中其他杂七杂八的职务，专心指挥军队抗战，调集了14个集团军，共120个师，超过100万军队参加武汉会战。
并且他令中国军队一改以往死板的城市攻防战，将军队分布在山林野地，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青纱帐、高山、湖泊……哦咳！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都不知道往哪里打，只能靠步兵和国军死拼。
蒋介石这次的战略是对的，会战的结果也达到了预期目的。
但由于国军是个大杂烩，在整个会战中，既有让人捶胸顿足的地方，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捶胸顿足的比如杨森，真的是烂泥巴扶不上墙，带着号称十万部队，被波田支队万把人一个冲锋就丢了安庆，靠着撒谎卖可怜才逃过一劫。
而16军的李蕴珩这个超级奇葩，马上和日本人干上了，在这么紧急的关头，却按不住他那颗想要出风头的心，阵前办起了培训班。
他还给培训班取了个美妙的名字，叫“抗日军政大学”，彻底过了一把当校长的瘾。
其实吧，喜欢出风头这毛病，很多人都有，不过要分场合，在不该出风头的地方瞎出风头，容易遭打。
比如说《水浒》里的那个洪教头，与对手比武前种种装B，出尽风头，然而上场以后被对方一拳头就KO了。
你看他倒在地上那迷茫的小眼神，仿佛在说为什么会这样？
日本人趁着李蕴珩结业典礼的机会，偷袭马当要塞阵地，导致要塞陆上防守阵地迅速丢失。
像这种蠢货，拿来凌迟处死都嫌不够解气，没想到这个老哥屁事没有，仅仅被开除了事。
当时人们皆感到疑惑，后来有人查了下资料，顿时懂了，当年蒋介石围剿红军时，被máo • zhǔ • xí 在贵州杀了个回马枪，差点被活捉，是李蕴珩带着部队解围的。
有了这么一层救命之恩的关系，蒋介石也就没好意思下毒手。
赏罚不明，拿私人感情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是蒋介石的缺点，也是普遍国民的缺点。
把私人感情摻杂到工作中，必然导致腐败，所以后来老蒋感叹：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其实没必要那么感慨，问题都出在蒋介石自己身上。
此时蒋介石的火气非常大，在武汉会战开打后没多久，在日本的强烈抗议下，希特勒居然撤回了所有军事顾问。
1938年前面几年，国府和德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军队的训练和整编都是德式的，教官也都是德国派过来的。
德国和日本似乎是有世仇的，一战的时候，德国占据青岛，被日本人派部队全部干掉了，还有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也被日本人抢过去了。
但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两个不搭调的国家楞是走到了一起，国家之间果然只有利益，没有情谊一一希特勒抛弃了蒋介石。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骂了一通希特勒后，蒋介石冷静下来，继续面对战局。
其实国军在武汉会战中战术非常灵活：薛岳在万家岭打的是围歼战，汤恩伯打的他最喜欢的运动战，黄维打的是争夺战，李延年打的是受备战，宋希濂打的是攻防战……
武汉会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而这些将领的特点展示的都比较充分。
汤恩伯负责瑞武路的防守，他喜欢玩运动战，给下属安排任务的时候，一般不要求死守，让部队在防区内到处溜达，寻找机会歼灭敌人。
汤恩伯的手下有一个叫廖运周的团长（廖是中共党员，一直潜伏在国军内部），此时带着一个团在路上到处逛。他的目的是找机会袭击日军的后勤车队。
当他溜达到一个叫小坳的地方时，发现了一个国军既设阵地，人都跑了，阵地后面有一个dàn • yào 库，里面有超过一万发炮弹。
所以说有些国军素质是真低，人跑了，就啥都不管了，一万多发炮弹说扔就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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