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太在香港见了陈济棠，告之自己在穗有被日本人置于傀儡的境地。陈济棠对他的爱国行为赞不绝口！
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日军进攻香港，陈济棠也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从香港避难回妻子的老家广东茂名。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开始进攻香港。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佬怂，它的军队没作抵抗，香港就沦陷了。
1942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滞留其间的陈济棠随时有被日本人抓去之虞。
曾经赫赫有名的“南天王”陈济棠是日本人选作傀儡的首选人物。只是当时陈济棠不在广州，也不在香港，而在重庆当什么“资政”。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
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当时广州已陷敌手，武汉会战也己落下帷幕。但香港为英殖民地，日军不敢染指。蒋介石准其假。
回到香港的陈济棠做梦也没想到，日本人在打他的主意，汪精卫也在打他的主意。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着着进攻，岂有主和之理？”
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
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汪精卫为国民党元老，其资格比蒋介石还老。汪与陈是好朋友。陈济棠在“南天王”位上时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汪是支持陈的。
现在汪精卫搞和平运动，他想拉陈济棠入伙，以壮自己的队伍，以长自已的声威。
然而陈济棠不买账。他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待妻子病稍好，立即飞往重庆。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压的重庆要员。
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深知自已身居险地。他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胡正太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虎口———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
之前陈济棠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
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胡正太、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
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