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民与日军厮打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拐弯处已经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堤一泻千里，转眼间堤坝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
崔维志花了很长时间考证当年的灾难情境，“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转眼就被洪水吞噬，从村里逃出来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
驻扎在武城县官寨二十里堡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阳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被日军掘开。洪水携卷着日军投放的霍乱菌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这次细菌战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乱菌，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统计。根据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战犯竹内丰供述，仅1943年8月，参谋部就来取过三次细菌。
“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数量具体不知道，只知用玻璃制的口径约40厘米、高50厘米的圆桶装运了5桶，3次一共15桶”。
事实上，就在8月21日密谋这一天，竹内丰还在解剖室里残忍地将俘获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根据始作俑者广濑利善大队的调查，仅临清大桥决堤，就造成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中国居民死亡约3万余人。
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连广濑利善自己也承认，“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馆陶县社里堡村的幸存者，70多岁高龄的井富贵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灾难的样子。
“8月里河决口，9月里闹霍乱，半个月里大批村民死亡，记得当时全村一片哭叫声，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殡的！”
这次的灾难，使得包括鲁西、冀南24县在内的中国军民死亡数字高达42.75万人。
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事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隐瞒日军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还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12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
与会者在所谓的研讨之后，竟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
上世纪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战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在一堆史料之中。
直到1993年，山东地方革命史研究专家崔维志和他的夫人唐秀娥，为征集他们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发现了鲁西细菌战的线索，此后费劲周折，最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录及揭发材料，灾难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同样是8月21日这一天，山东版图的另一片区域，鲁南地区的故事，更适合交给枣庄市薛城区的张静波老人来回忆——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战斗记忆，和他曾经历过的绝大多数战斗年月一样，胜利的喜悦交织着失去战友的哀恸构成全部基调。
现年85岁的张静波曾经是鲁南铁道队长枪队的队长，或许鲁南铁道队这个名字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那么换个称呼——铁道游击队——是不是可以唤起更多熟悉的记忆？
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铁道游击队》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原型和曲折的情节其实全部来源于真实，是作者刘知侠先后两次深入鲁南铁道队，与战士们朝夕相处得来的革命史实。
在枣庄市党史办主任赵世钦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薛城区临山公园里矗立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高达33米，正面是铁道图案，碑文上铭刻了这支传奇部队的战绩——“协同主力依靠群众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截军列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民心由此而大振”，“辟通华中山东赴延安之要道，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指战员安全过境”，被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誉之为“怀中利刃，袖中匕首”。
抗日战争以前的枣庄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盛产优质煤，交通方便，与津浦线的重镇临城（今薛城）、陇海线的赵墩，有铁路支线相接。与临沂、台儿庄和滕县有公路相连。
1938年3月枣庄沦陷，日军进驻的兵力在一个联队以上，还收罗了大批矿警、伪军及便衣特务。
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枣庄撤往抱犊崮东部山区，为即时获得枣庄敌伪情报，抽调洪振海、王志胜两名排长回到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1939年11月，洪振海领导的枣庄抗日情报站发展到8名情报员，他们将合伙从日军列车上扒下来的煤炭换成钱，作为主要基金，又自筹了部分钱款，在距枣庄火车站不到百米的陈庄办起了商号为“义合炭场”的煤炭经销部，解决了大量活动资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敌人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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