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狼窥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属不易，要把日渐增长的应征新兵安全无虞送到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
赴沪扩军之初，各小组每批安排十来个新兵从上海乘火车到苏州，然后步行进入根据地，输送风险尚可控。
后来，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难度和风险骤增。
另外，如何搞好特殊环境中招收新兵的政审和体检，新兵送达根据地后，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员稳妥快速返回上海，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林欣儿向“谭老板”请示。谭震林沉思有顷说：“关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带到根据地，我来想办法。其他问题，你们自己研究解决。”
过了几天，谭震林找到林欣儿说：“今天，沙洲县的蔡悲鸿来汇报财经工作，你也参加听听。”
蔡悲鸿1940年9月任“新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财经处处长，翌年初任中共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工委书记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是新四军有名的财经专家。
沙洲县是长江南岸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北屏障，也是沟通大江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是长江航道东接上海、西连南京的交通枢纽。
抗战爆发后，日伪规定长江航线中国船只一律禁航，只允许外国商船行驶。为打破日伪对长江的封锁，蔡悲鸿受命兼任沙洲县江防管理局局长。
汇报财经工作同扩军有啥关系？林欣儿不解，像是钻进了闷葫芦。及至听蔡悲鸿汇报，才恍然大悟。
原来，侵占上海的日本陆军依靠其把持的京沪铁路疯狂敛财，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海军十分眼红，利用其控制的吴淞口和长江口，勾结5艘德国轮船向苏南等地贩运货物，从中渔利和分肥。
这5艘德籍轮船通常由上海装载布匹、煤油、西药等日用品到沙洲护漕港和江阴黄田港卸货，然后装运大米等农副产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阴的固定航线。
谭震林听到这里，打断蔡悲鸿的话说：“老蔡，你考虑一下，我们从上海扩招的新兵，有没有办法乘这些船到根据地来？”
蔡悲鸿眼睛一亮，击节赞叹：“这倒是个很安全的通道！不过，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细合计一下，必须搞得很稳妥才好。”
蔡悲鸿说的“上海方面”，是指负责苏南根据地物资采购托运的总代表盛慕莱。盛慕莱是蔡悲鸿妻兄，中共地下党员，做过黄渡镇镇长。
长江禁航后，他毁家纾难，变卖祖产，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特务机构“日本海军联欢社”，堂而皇之开办“中华物产公司”，与伪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隔壁办公。
他利用这个身份与叶树初称兄道弟，觥筹交错，还拉上日本顾问松冈一起做生意，俨然上海的“路路通”。
神不知鬼不觉，盛慕莱在长江航道开辟出一条从上海直达苏南的地下运输线，源源不断为根据地输送手摇电台、无缝钢管、印刷机、望远镜、炸药、雷管、药品、纸张等紧缺物资。
谭震林赞扬盛慕莱是“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尖兵”。
盛慕莱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扩军小组组长分头与船上内线接上关系。新兵乘船来到沙洲县护漕港水面后，由抗日政府安排运送农副产品的驳船接上岸。
从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伪“清乡”，二纵队扩军小组每5至7天就可通过水路向苏南输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时一次就能编一个连。
张鏖率领扩军人员共从水路运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军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严密控制的德国商船，竟成了新四军从上海外输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输送通道打开后，新兵政审体检问题也迎刃而解。
上海扩军展开后，应征者如过江之鲫。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投机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迹其间。
林欣儿与张鏖等人研究后决定，在沙洲护漕港组建新兵接待站作为缓冲之地。指导员张家信组织干部和医务人员负责新兵政审和体检，发现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转送上海。
后来，“新江抗”在阳澄湖畔建起一个新兵连，抽调有经验的连排干部施训，深化新兵政治审查。
新兵到来后，张鏖逐人谈话，要求连队在教育训练中继续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来忍饥挨饿的上海青年，来到新兵连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有一次，刚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饭。
1949年5月，我军兵临上海城下。盛慕莱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被捕，于上海解放前3天——5月24日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英勇就义。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为盛慕莱家属颁发máo • zhǔ • xí 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盛慕莱作为电影《51号兵站》主人公“小老大”原型，广为人知。
为期一年虎口夺宝，新四军收获几何？
据统计，“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过2000人，其中二纵队改编的十八旅五十二团补充上海新兵上千人，还支援一纵队改编的五十三团和三纵队改编的五十四团500多名上海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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