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黄冠芳领导的短枪队奉命护送廖承志一行去惠阳游击根据地。
且说翌日早晨，黄冠芳队长乔装打扮，一副商人模样，按照事前约好的时间、地点、暗号在九龙接待站与李健行接上了头。
见过了廖承志一行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敬神”用的香烛、借口分给廖承志他们每人一份，扮成“香客”混过了检查岗哨，出了九龙城防封锁线，到达一个叫牛池湾的地方。
这里按照约定负责接应的江水队长领着七名短枪队员已经在此地的“不夜天”茶室里守候。
江水将队员分成三组并拉开距离，一个组在前面侦察开路，一个组在后面警戒殿后，江水领着一个组共四名队员居中护卫着廖承志一行。
翻过九龙坳后，沿海边小路经北围、打壕墩、沙角尾、山寮赶到大环村我游击队队部。负责人蔡国梁热情地接待了廖承志一行。
当夜幕降临后，在蔡国梁率领的游击队护送下，廖承志一行在企岭下海湾登船，随即由刘培的护航队接着护送。
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航船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地升帆出海偷渡大鹏湾，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并提防着海匪抢劫。
凌晨三时许，刘培的护航队员护送廖承志一行登上沙鱼涌，交给了前来迎接的惠阳大队（亦属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的一支）高健等率领的短枪队。
就这样，首次护送任务在游击队员的分段实施下顺利完成了。随即他们接受了新的护送任务。
正当大营救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日本侵略军在港岛城区贴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立即到“大日本报到部”或到“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其“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事务所”还在报纸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
甚至还有一个日本文化特务机关在香港的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
让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正当他们实施诱捕伎俩之际，这些“有幸”被“邀请”者已是人去楼空了。
1942年1月9日午夜，邹韬奋、茅盾等一行二十多人分乘三艘快艇从港岛偷渡抵达九龙市区，分别落脚在几个联络点。接待站决定安排他们由西线进入宝安游击根据地。
两天后的11日清晨，他们在谢愚照、麦容、赵林等交通员的带领下，分成三组小心翼翼地穿过上海街，混进疏散的难民人群，沿着青山道过九华径山坳到达荃湾，拐上山间小路，进入大帽山区。
在这里，他们又被“移交”给林冲率领的短枪队去护送了。
由于山区道路崎岖，经过长途跋涉的“难民”们开始感到体力不支了，背着的包裹行李越来越沉，无奈之下，只有一件件地丢弃了，而茅盾夫妇也忍痛丢弃了一件大的包裹。
这里护送的游击队员义不容辞地帮他们一一拾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有些队员还背起了累得走不动的他们的家属小孩。
过了大帽山，他们终于走进了平坦的盆地，来到了元朗十八乡大塘村的杨家祠──满仓九大队武工队据点之一和重要的交通站。
这时此地已聚集了好几批从港九方向来的“难民”了，足有一百多号人。
第二天，这些“难民”怀揣白皮红心（指表面上为日本人做事，暗地里在为游击队工作）的元朗乡长签发的“难民回乡证明”，在曾鸿文率领的短枪队的护送下分批上路。
他们过元朗圩，沿着青山插落马洲附近，渡过深圳河进入我游击队控制的赤屋村。
稍事休息后，他们穿过一条公路，又翻过一个梅林坳，终于安全抵达我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的临时驻地白石龙村。
这一批营救对象“到家”后，当然地受到了总部游击队指战员的欢迎和热情接待。
从1942年的一月初至二月底是营救工作的高潮，而一月底二月初则是最紧张的时刻。
此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难民”越过海上封锁线抵达九龙秘密接待站，每批少则十来人，多则二三十人。
到二月底已有三百人分别抵达我惠阳、宝安游击根据地。
还有一些人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爬山涉水，因而游击队便另外安排他们从港九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入内地。
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促华等文化界人士以及李少石和廖梦醒夫妇就是通过这条路线逃出虎口的。
而何香凝、柳亚子等则是在江水率领的短枪队员护送下先乘船到长洲岛，然后换船直达海丰的汕尾港。
在整个秘密大营救过程中，我地下党员和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和交通员、秘密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机智勇敢，以大无畏的精神全力以赴，从香港这个孤岛上安全地营救出一批又一批在国内外的影响的人物，居然有惊无险。
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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