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手下有人要暗下毒手搞掉谭友林，但是，到处都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谭友林终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将该部从杞县带到安徽的亳县，与游击支队二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滕海清同志任团长，谭友林任政委。
这个时候，游击支队已逐渐壮大，下辖一、二两个团(一团团长是张太生，政委是李耀)，一个dú • lì 营、特务连、侦察连、卫生队，共计一千三百五十多人，步马枪一千零二支，短枪五十五支，轻机枪二十挺。
游击支队二团在毫县编组以后，又奉命开赴安徽萧县。
萧县驻扎着一股汉奸队伍。头子张振福是个两面派。日军来了，他们就为虎作伥，给敌人送信带路、“围剿”抗日力量。日军一走，他们又挂起抗日招牌，向老百姓索粮要饷。
他们经常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当地群众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二团一进萧县，老百姓纷纷跑来向我们诉苦，要求我们消灭张振福，给萧县人民除害。
新四军二团决心消灭这股汉奸武装，派侦察员潜人敌巢，进行了侦察。
张振福部有三百多人，十多挺轻重机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有一定的战斗力，加之他们又惯于耍两面派手段，在当地杂牌部队中有一定影响。
如果新四军强取，正面和他交战，不一定能迅速取胜，还可能使我方招致重大伤亡。如果战斗时间一拖长，就不利于统战工作。
因此，有人不赞成“吃掉”张振福。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吃掉”他的部队，新四军就会失掉群众，不能威慑其他杂牌军，很难在萧县这个新地区站住脚。
团党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一些同志建议利用张振福表面抗日这一点，邀请他们来联欢。
因为他们刚到萧县，两支抗日部队在一起联欢是顺理成章的。在联欢的过程中，如果对方企图不良，发生意外，缴掉他们的械，将他们一网打尽。
权衡利弊，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
他们在驻地东仁台，严阵以待，一切准备就绪，便向张振福发出邀请。
一天下午，他果然来了，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足有四五百人(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向我们炫耀力量，花钱雇了许多人，五个大洋雇用一天)。
他们也作了准备，所有武器都带在身边，子弹也都上了膛。
新四军夹道欢迎，看到他们擦得明光闪亮的武器，特别是那十多挺崭新的轻机枪，大家都有些“眼红”。
大概是下午五时左右，联欢会正式开始，会场内警卫由张振福部担任，会议也由张振福主持，谭友林和张振福都讲了话。
讲话完毕，谭友林即喊警卫员找“随军记者”给大家照相留念。
其实，根本没有随军记者，谭友林是想借照相出其不意缴他们的械。
这时，谭故意安排部队排好队形，把双方部队作了调整，把机枪等主要火器全部摆在队伍前面，干部站在机枪后面。
第一排是张振福的干部，第二排是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则按大小个子排列。
等了一会儿，警卫员跑来对谭说，记者找不到。
谭说：“继续找，让记者赶快来，大家都等着昵!”
谭又对张振福说：“记者昨晚熬夜了，恐怕找地方补觉去了，一会儿准来。”随之，又令双方部队架枪，原地坐下来休息等待。
在指挥部队坐下休息时，新四军部队未听清，还持枪站着。新四军有个参谋是广东人，他操着家乡口音大声对部队喊：“还不架枪。”
谁知敌人把“架枪”误听成了“缴枪”，顿时乱作一团。此时担任警卫的张部首先朝谭友林的警卫员开了一枪，“砰”的一声，警卫员倒在血泊中。
会场马上一片混乱。新四军的干部早有准备，听到枪声，立刻抢过架在场上的张部的十多挺机关枪，一齐朝持枪的张部开火，因为子弹都上了膛，端起来就能射击，一下子就扫倒了一大片。
谭友林一个飞身，从舞台上跳了下来，落在死尸堆里，血溅了一身。
谭爬起来，举起左轮子，向敌人高喊：“放下武器的不杀，谁敢反抗，死在眼前。”
听到喊声，敌人纷纷缴械投降。也有少数人带着武器逃出了会场，没跑多远，就被新四军安排的埋伏缴了械。
仅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打扫战场时，新四军发现张振福被打断了腿，躺在尸首堆里呻吟，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一仗，新四军可发了“财”，缴获轻重机枪十三挺、步枪二百多支、驳壳枪五十多支、迫击炮两门，使新四军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那些暗中勾结日军的杂牌军队不寒而栗，新四军迅速发动群众，在萧县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抗日的局面。
新四军进驻永城县的书案店时，由于日军反复“清剿”，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穷困，加上敌顽的重重封锁，新四军同竹沟办事处的联系也被切断了，部队经费十分困难，每天连几分钱的油盐钱都开不出，部队经常开不了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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