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过三次沦陷：1941年4月19日，日军登陆瑞安，进而向北攻占温州城区(今鹿城区)，至5月2日(共14天)。
此为温州第一次沦陷，时称“四一九事变”。
1942年7月11日至8月14日(共35天)，温州第二次沦陷，时称“七一一事变”。
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7日(共280天)，温州第三次沦陷，时称“九九事变”。
温州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浙江省南部，全省第二大河流瓯江贯穿永嘉全境，拥有的天然良港使其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方的港口如秦皇岛、青岛、烟台和南方的上海、厦门等地纷纷陷落，中国的对外贸易联系几近中断，而温州港作为几个尚未沦陷的港口之一，发挥着沟通沿海各港口和抗战大后方的桥头堡作用。
再加上浙北沦陷，省政府南迁至金华、丽水等地，大大增强了温州港经济腹地的政治向心力和人口的聚集，突显温州港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38年《孤岛周刊》发表《国防前线的温州》文章指出：“温州，这是一个幽静的古城，在浙省瓯江的南岸，东临大海，西有重山，气候的温和，山水的优美，物产的丰富，古色古香，真不愧为东方的瑞士。“”自全面抗战发动后，它站在国防最前线，地处水陆要冲，肩负了非常重大的使命。瓯江口外的黄大岙小岛，已被日舰盘踞，作为侵温的根据地。”
从1942年，日伪主办的《大东亚周刊》发表《浙江日军占领温州》所加的按语，使我们看到敌方对温州地理环境特点及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颇有研究：
“温州为浙江东南都市，俗称永嘉，与海外交通开始极早，是为沿岸航路中心，出入船舶云集。事变(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与宁波、海门、福州等皆为渝方(指西迁四川的国民党政府)之密输路据点。“”前年(指1940年)六月，其附近水域曾遭日海军封锁。复于客岁(指1941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日军攻略，粉碎其军事设施后，乃行撤退。俟后渝暂编第三十师，又进入蠢动，复被日军占领，不独渝密输路据点为之破灭，实为第三战区之致命打击。“”盖渝第三战区之最后基地长沙，前日军虽攻三次，而未即占领者，良以浙赣路尚在渝军掌握，得以互相联络，更可籍温州等沿岸港口为其输血路之据点，因而残留于浙赣二省之渝军犹有活动余地，隐然为长沙之右翼，屡图蠢动牵制日军行动。”
1945年6月20日，英国伦敦《约克郡邮报》军事评论家对我军克复温州称：
“温州乃华东沿海之军事战略要点，故华军现居于威胁香港及上海之优势地位。华军向上海及长江口推进，对盟国之全盘计划有其重要性。”
可见温州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多大。
1940年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密电日本的中国派遣军，计划占领浙江东海岸的宁波、台州、温州一带，“切断援蒋通道，夺取‘利敌’物资，特别指明要夺取武义的飞机制造原料萤石”。
1941年2月《陆海军中央关于对华沿海封锁作战的协定》规定：“陆军应协同海军，以奇袭方式登陆并占领输入抗战物资及输出内地物资的沿海各港口，没收或烧毁其抗战物资，以至破坏其设施。在敌人聚集之前即行撤出”。
1941年2月，驻沪的管辖苏浙皖闽日军的第十三军开始“集中大小兵舰八十余艘，分载敌军开向浙闽沿海一带，大事窜扰”。
并经常在瓯江口外黄大岙等岛屿停泊，“多则数十艘，少则一二艘，或以汽艇沿海岸线游弋，或闯入瓯江、飞云江口试测水位，有时以机枪向我阵地扫射或无目的发炮侦察我阵地位置，有时搜捕我商船、渔船，企图封锁我沿海港口，并扰乱我阵地，乘机强行登陆。”
4月17日，“敌陆军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补充联队，附海军陆战队约六百余，飞机十二架，炮八门，坦克车四辆。当午敌一部约百余人在玉环、坎门登陆，被我守军击退。”
4月18日，敌机对温州沿海各县肆虐滥炸。当日下午2时至翌晨1时，瑞安飞云江口的日舰增加到七八艘。
凌晨3时，敌一部兵力百余在南岸沙园附近登陆，敌舰炮火猛向飞云江南岸行制压射击。
至4时许，敌一部约四百余，在敌机狂轰滥炸和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扫除我沙园水雷封锁线后，即在东山村附近强行登陆，直扑县城。
下午1时瑞安县城沦陷。
敌另外一部溯飞云江西窜，在岩头村附近登陆。
并沿桐溪马桥，越桐岭向北，经老竹，相继攻占横塘山(今牛山)、营盘山(今景山一部分)、渚浦山。
该敌联合由瑞安北窜，经塘下沿永瑞路水陆并进之敌，于4月19日中午11时，在敌机低空轰击的配合下，分向东、南、西三面向温州城区发起攻击，至下午1时城区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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