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华北日军出动了三万多兵力，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进行扫荡。
日军此次作战还有一个阴险毒辣的阴谋，就是妄图消灭八路军总部。
此时，我八路军总部隐蔽驻扎在山西辽县（左权县）南艾铺一带，还有野战医院、党校、北方局、新华社等非作战单位，虽然有两万多人，但战斗人员仅有300人。
由于这里群山连绵，又处在八路军战区的后方，照理说应该比较安全。
但狡猾的日军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像幽灵一样悄悄地摸了上来，立刻使八路军总部陷入巨大的危机中。
日军的这支特种部队分成了两个小分队，分路渗进了根据地，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八路军总部后发动特种攻击，以期一举杀害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并摧毁八路军的指挥系统。
5月22日，其中一支代号为“益子挺进队”的日军特种分队与一队八路军发生了遭遇战，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立即率总部从五军寺驻地转移。
当夜，“益子挺进队”突袭了五军寺，虽然扑了个空，但却嗅到了八路军总部的行踪。
而另一路“大川挺进队”则抵近到了驻扎在会里村的129师师部，机警的刘伯承师长上演了一出和总部一样的撤离大戏，成功地跳出了日军主力形成的包围圈。
但是，八路军总部已经处在危机四伏的险境中。
由于总部机构庞大，行动迟缓而被“益子挺进队”紧紧咬住。得到八路军总部消息的日军各部，迅速从四面合围上来。
5月23日，撤退中的八路军总部已经四面接敌，相继发生了激战。日军侦察机准确地锁定了总部的方位，引来了大批轰炸机狂轰滥炸。
一时间，总部的许多干部战士在巨大的爆炸中血肉横飞，死亡惨重。
杨云溪当时是山炮连的战士，直辖八路军总部指挥，亲眼目睹了左权参谋长的牺牲。
他回忆说：当时太乱了，山谷里人挨人，人挤人，文职干部没有武器，很多年轻人又是第一次亲临战场，从未见识过如此真切惨烈的场面，女同志惊恐哭叫，很多人四处乱跑。
一颗炸弹扔下来，地上就是一片尸体，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眼见八路军总部处境凶险，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领导经过紧急商议后，决定分三路突围。
杨云溪跟随左权率领的八路军司令部和北方局组成的第一路突围队伍，这支队伍还担负着吸引日军主力的任务，但是能够作战的兵力只有两个排，七八十人。
5月25日清晨，经过连续不断的激战，第一路突围队伍吸引了大部分的日军兵力，最后冲到一个叫十字岭的山包上，这也是日军包围圈的最后一个垭口了。
尾随的日军像蝗虫一样迅速迫近，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左权跳到一个高坡上，高声鼓舞着士气，指挥着大家勇猛冲击。
杨云溪说：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他没有躲避，对着人群大喊“同志们，快卧倒！”声音刚落，第二发炮弹又落下来，左权随即仰面倒了下去。
当时，杨云溪距离左权只有十米远，真切地看到了这悲壮的一幕。
然而，包围上来的日军像蚂蚁一样漫山遍野，有一部八路军被日军分割在一个山头上，一步步地被逼到了悬崖边。
杨云溪看到，一个八路军大声喊叫着什么，随后他纵身跳下悬崖，紧接着一群又一群的八路军官兵义无反顾地跳下悬崖，已经冲到近前的日军没能活捉抓住一个。
战斗结束后，人们下到崖底，看见八路军官兵的遗体叠摞了好几层，在场的战士和村民们无不失声痛哭。
杨云溪说，他和一支队伍冲出了十字岭，进入到谷底后一路狂奔，结果追上了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率领的另一支突围队伍。
罗瑞卿头部也负了伤，缠着绷带，但仍然顽强地指挥着队伍，最终冲出了包围圈。
发生在十字岭的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是抗战中八路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许多高级将领和各机关领导人牺牲或者受伤被俘，仅新华社包括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在内的新闻工作人员就牺牲了46人。
据最终估算，在这次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牺牲人数总计在8000人以上。
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字孳麟，号叔仁，原名左纪权。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1925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
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
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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