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清明节，对陕西省桥山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经历十年内战，共处日酋蚕食、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前来祭奠血脉祖先。
祭奠完成后，两党代表在黄帝陵前合影。
不过，国共双方致祭及报道的形式却颇不一致。
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máo • zé • dōng 、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是máo • zé • dōng 亲自撰写的，致祭代表是“延安五老＂之一，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致祭代表是中央委员、国史馆馆长张继，中央委员、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国民党的祭文不知何人所写，致祭那天，顾祝同却去了汉武帝的茂陵，未曾到黄帝陵。
两党的祭文，均为四言古体。国民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其他都显得如例行公文。
通篇追述黄帝功业，未提团结抗日之事，篇未提到，“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也未能说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全文为：“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
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味，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距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献，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收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姐豆，来格来歆！“黄帝陵前的案桌上陈列着máo • zhǔ • xí 写的祭文草稿。后此草稿镌刻成碑铭。
这篇祭文是máo • zé • dōng 主席在陕北窑洞中用铅笔一气呵成的。为了保持原稿的真实性，碑刻保留了原文中两处画圈的地方。
古文言体中书写祭文时都有严格的规定，在遇到“祖”字和“父”之类的词时要放在行首，以显示对祖先的尊重。
máo • zé • dōng 主席书写的祭黄帝陵文中国家的“国”，多写了一个字。我们看圈起来的两个字分别为“祖”“国”，也体现了máo • zé • dōng “祖国在我心中”的爱国情怀。
máo • zé • dōng 主席还将这篇祭文寄往《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先生处，以供参考。
máo • zé • dōng 写的祭文56句，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
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命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
共产党的告祭情怀，可为历代祭文之出类拔萃者。
祭文内容可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高度精辟概括了轩辕黄帝的伟业。
第二部分追溯了自189 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
第三部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北上抗日”，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行程二万五千里，“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历经艰险，来到抗日前线，志在“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抗日决心。
提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的抗日主张，号召和呼吁“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商抗日国是，共谋抗日大计，共同抗日救国。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máo • zé • dōng 很重视这篇祭文。他在3月下旬即已写好，并于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陕北采访过的范长江，希望他“可能时祈为发布”。
但这篇祭文未能在国统区的报刊上发表出来。
《大公报》4月5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的祭文。
4月6日的《大公报)、《申报》和天津《益世报》，均报道了张继等祭谒黄帝酸以及其他人祭扫明孝陵的消息。
而对máo • zé • dōng 、朱德派林伯渠致祭黄帝陵一事都只字未提。
只有天津《益世报》很蹊跷地来了一句：“陕甘边区新编军队，亦派代表四人参加，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
那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红军尚未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朱德用的还是“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
最终，máo • zé • dōng 的《祭黄帝陵文》，是在延安《新中华报》当年4月6日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披露的。
该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当时还是蜡版刻写，发行量很少。
在这篇祭文前，有几句话点明此次祭祀活动的意义：“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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