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
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
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
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
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
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
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
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
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dú • lì 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dú • lì 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dú • lì 自主，既统一，又dú • lì 。
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fǎn • gé • mìng ，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第五，其他问题。
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dú • lì 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máo • zé • dōng 选集》第二卷。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máo • zé • dōng 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dú • lì 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
máo • zé • dōng 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科学命题；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以máo • zé • dōng 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dú • lì 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
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dú • lì 。
máo • zé • dōng 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mín • zú • máo • dùn 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dú • lì 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
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dú • lì 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全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dú • lì 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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