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
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
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
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
周恩来等人与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经常交往，与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
1941年夏，在周恩来提议下，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
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后来进而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20世纪30年代，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他曾策划上海《申报》等国内主要报纸相继刊出所谓的“伍豪事件”（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化名），诬陷周恩来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以蛊惑人心。
西安事变后，张冲与周恩来成为国共谈判的主要代表。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让张冲深为感动。
张冲为两党合作不懈努力，与中共建立秘密电台联系，置顽固派攻击陷害于不顾，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积极安排部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张冲极力弥合。
然而不幸的是，1941年8月张冲病逝。
周恩来深感痛惜，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其为爱国志士。
周恩来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属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双方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欲不为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对他们给予很多支持和保护。
如领导和参与营救马寅初出狱活动，支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等。
1943年2月，在南方局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在重庆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后筹建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反对内战独裁和争取民主之必要。
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等代表中间党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找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沟通，请求中共能对将要成立的统一组织给予支持，周恩来当即表示积极赞同。
随后，中共南方局利用各种资源竭力扶持、宣传中间党派，并在经济上给予了切实的援助。
3月19日，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救国会于1942年1月正式加入。
民盟的成立，加强了中间党派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民主力量的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最可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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