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20日，máo • zhǔ • xí 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fǎn • gòng 阴谋，抗议其暴行。
谈话要求国民党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fǎn • dòng 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fǎn • gòng 高潮。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
当《新华日报》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
同时，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fǎn • gòng 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
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fǎn • gòng 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
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fǎn • gòng 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2月中旬，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fǎn • gòng 活动。
蒋介石在3月初召开的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fǎn • gòng 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fǎn • gòng 高潮，是第一次fǎn • gòng 高潮的继续和发展。它给抗日力量带来严重的危害。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máo • zhǔ • xí 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著名论断。
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dú • lì 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壮大。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fǎn • gòng 高潮。
1941年1月6日，叶挺、项英奉命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突然袭击。
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中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遇害。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冷静而坚定地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实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
在采取措施坚决揭露和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fǎn • gòng 罪行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以抗日大局为重，公开宣布抗战、团结的方针不变，在军事上保持克制未予报复。
中国共产党这种坚定有力而仍把mín • zú • máo • dùn 放在第一位的态度，赢得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
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zé • mín 等进步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痛陈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职教社、美洲洪门致公党等各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纷纷表示不满和愤慨。
周恩来两次前往冯玉祥府上，讲述皖南事变经过，谈论时局问题，表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
冯玉祥听后受到很大震动。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对政府发动皖南事变表示忧虑和愤慨，认为此事做得过火。
陈嘉庚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战。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一些人物，对国民党解散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也感到恐慌，认为是解决地方势力的先声，深感自身朝夕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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