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明明是为抗日而死，却因为是共产党员而成不了烈士！
本章就来说说当年在第四战区的国军政工总队。
一个三四十岁年纪，见惯了风浪与生死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条红头巾，一任泪水在脸上倾泻。
在他的对面，一个刚烈的青年男人，早已哭得不能自持。待情绪略微平复，这个中年男人说道：“他们不认这个烈士，我们要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这天的具体时间已经没有人能够记下来了，只记得是1940年9月左右的某一天，地点是广东北部附近。
之所以无法确认，是因为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几年内相继牺牲。
青年男子叫廖jǐn • tāo ，广东南海县人，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身份是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上尉组长，具体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
廖jǐn • tāo 大学毕业后到澳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是当时澳门爱国青年领袖之一。
1937年8月12日，澳门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廖jǐn • tāo 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
第一次粤北会战之后，廖jǐn • tāo 带领政工总队，发动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作战；必要时还担任侦察员刺探敌情。
在火线上他和连排长一起作战，仗打完了部队休息，他们还要调查伤亡情况、慰问伤兵、写战报；部队撤下来休养，他们还要向民众和士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宣传军民原是一家人。
慢慢的，老百姓从见到国军就避之不及，变成了军民开始接触，然后相互理解帮助，再变得团结起来。
不光对老百姓，在第十二军内部，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出墙报、演话剧、教士兵识字、讲国际大势，受到了广大士兵和连排长们的欢迎。
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没有乐器，摘树叶做哨子，几个碗装上水就可以做打击乐。名气大了，还经常去社会上公演。
虽然政工总队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他们却没有编制。余汉谋认他们，但是蒋介石的军委会却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经费。
因此，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军官服装，却是士兵待遇；没有枪，每个人只有两三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己带条铁棍。
最可怜的是女队员，很多都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才是上中学的年龄，粤军的手榴弹又特别大而且沉，男兵胸前带上手榴弹下面到胯骨，上面就快到肩膀了，女生带上都非常吃力，就别说扔了。
虽然军委会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枪，但是日军是承认他们的，而且特地为他们开出了悬赏，每抓住一个政工队员，奖大洋40元。
在战斗中，政工队员的伤亡是巨大的，本章开头红头巾的主人就是牺牲在粤北会战的一位政工队员，她的事迹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了。
但遗憾的是她的名字却没能流传下来，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她姓王，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位高三女学生。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伤兵，拄着枪，沿着山路败退下来，他很久没见过人影，很可能已经被自己的大部队抛弃，而日本人的追兵也许就在后面不远。
他挣扎着前行，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命丢弃在这荒山野岭。突然，他听到路边树下有气若游丝的声音：
“兄弟，我是187师的，原来是一个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已经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弹，没力气拉……遇上敌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积积德……给我一枪……求求你……”
伤兵不忍要带着她走。
女生告诉他，在上一拨中国士兵路过以后，好久才见到他，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中国人了。在他之前，最后见到的是两个中国兵。
那时她销毁了随身的文件之后，已经没有力气动弹了，勉强挥动红头巾，那两名士兵发现了她。两个兵问她：“是自己人，你是哪个部队的？”
女生用手在地上写了“187”。
两个兵说：“我们也是187师的，我们背你去医务所。”
女生摇摇头：“背着我，你们走不多远，也被日本人追上了……”她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
两个士兵不忍动手，正在这时，枪声在附近响起，他们把她抬到树下藏好，匆匆离去。一直到眼下这个伤兵路过，这个女生才再次见到中国人。
伤兵大恸：“我们是同胞，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我下得了手吗？”
女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如果我是你的……姐姐，你能看着姐姐被日本人糟蹋死吗？”
伤兵侧过脸去，闭着眼对着女生开了一枪。枪响之后，他跪在女生身边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就是我姐姐！”
然后他用女生的血在自己眉心印了一个红印，砍下一堆树枝盖住了女生，带上那条红头巾和手榴弹，决然而去。
靠着身边不多的子弹和那颗手榴弹，这个伤兵从日军的包围中奇迹般突围出来，追上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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