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17日下午5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率同随员3人，准备于18日乘飞机再转去玉山。
当晚，蒋介石又匆匆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蒋介石为什么把受降地点选在芷江？
“芷江占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美国人援建的机场，且是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当时有记者写道，“数百架飞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本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而有所戒备，这也是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的用心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4个月，冈村宁次为争夺该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结果以死伤近两万多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芷江因而被称为“日军的葬身之地”。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并规定了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5人）、飞机的航线、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飞行的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
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定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其余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
蒋接到冈村宁茨的复电后，于19日晚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
随后，何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4方面军王耀武、新6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
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
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与此同时，谈判会场也正抓紧布置。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4方面军与新6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他们已忙碌3天3夜。
位于芷江七里桥的洽降会场原是一座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4国国旗。
会场室内东面墙上，印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4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4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着一口大钟，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21日11时15分，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在芷江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降落。
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新6军政治部少将陈应庄和陈昭凯立即上前询问。
在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位于舞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
从机场前往会场10多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
争相观看日本降使的人群仍然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
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
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及3名随员在陈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四里之外的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几名中美高级军事人员坐在上首一排长桌后，被领进会场的日本谈判者，依次是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
中方发言先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日本人的发言先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
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令日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
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开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
问他有无其他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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