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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约除了极其重要的条款外，还对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欧洲一大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由于中国代表团有耶稣会会士任译员，条约用拉丁语拟定。边界确立在沿阿穆尔河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作为回报，第四条条款授俄罗斯人以商业特权；该条款规定，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超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买卖。以后年代中发展起来的贸易是由商队从事的，它包括了黄金和毛皮；俄罗斯人用黄金和毛皮交换茶叶。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以后170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阿穆尔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他们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比在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的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地衰弱了。

五、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既然西伯利亚是俄罗斯人在短时期内，通过一阵连续不断的扩张浪潮获得的，俄国政府自然将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负责西伯利亚事务的政府机关乃西伯利亚管理局；它先设在莫斯科，在彼得大帝于1703年把首都转移到圣彼得堡后，它也迁往那里。行政中心在托博尔斯克，除有过一度短暂的间断外，它在那里一直保持到1763年。那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把西伯刘亚划分为其行政中心分别设在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两个地区。这一措施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贴近祖国的西伯利亚西部地区比遥远的东部地区发展得快。

整个17世纪中，皮毛贸易一直支配着西伯利亚，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它对法属殖民地的支配。政府是主要的皮毛商；实际上，毛皮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来源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毛皮：它向土著收取毛皮形式的贡物即税，向俄罗斯的设陷井捕兽者和商人征收10％的以最好的毛皮缴纳的税；另外，它还保留了购买土著和俄罗斯人所获得的最好的毛皮的权利。到1586年，国库从上述各种来源收到了20万张黑貂皮、1万张黑狐皮、50万张松鼠皮以及许多海狸皮和貂皮。此外，政府还对毛皮方面的对外贸易实行有利的垄断。现在，关于17世纪中叶从西伯利亚毛皮中得到的岁入的估计数，从占国家总收入的7％到30％不等；较低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事实。有位研究这问题的最杰出的学者下结论说，”政府从皮毛贸易中支付掉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保有大量盈余，并使国家增加了一块巨大的地区”。

俄国扩张对西伯利亚诸部落的影响同美国扩张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影响一样，是灾难性的。一方面，莫斯科政府再三指示官员们要”宽厚、仁慈地”对待土著，另一方面，又命令这些官员”热忱地为君主寻求利益”。由于官员的晋升受到他们所收集的毛皮数量的影响，土著的福利得不到基本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毛皮贡物制度的一个学果是，它抑制了俄国东正教会的传教洁动。因为皈依东正教者无须缴纳贡物，所以，传教工作作为国家金库负担不起的一种奢侈品而被长久地中止。结果，伊斯兰教在森林区南部边缘的诸鞑靼民族中间广泛地传播，佛教的喇嘛教在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中间也同样如此。因而，我们看出，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和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的扩张这两者间的一个基本差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改变异教徒宗教信仰的热情高度方面的巨大差异。不能想象，天主教会会允许另一种宗教在美洲它所照管的人们中间得到传播。

18世纪，在叶尼塞河以西地区，商人和设陷井捕兽者开始让位于永久的殖民者。有些殖民者是囚犯，他们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就象西欧国家的囚犯被船装运到美洲、澳大利亚和法属西印度群岛一样。这些囚犯大多是冷酷的罪犯；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犯，他们组成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的一些阶层。还有些殖民者是应官方之召、不得不去的。欧洲俄国各地区每年都须为拓殖西伯利亚提供一定数目的农民。这些人享有某些免税权和国家的帮助，因而能在新环境中开始生活。

西伯利亚大部分永久的移民既不是囚犯，也不是被强迫去的殖民者，而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而自愿移居那里的农民。16、17世纪在欧洲俄国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这一点极其重要。原因似乎在于，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因此，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从而，也避免了农奴制。政府法令的确规定，逃跑的农效应送还给他们的主人。然而，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对需要获得移民这一点的印象比对需要实施法律这一点的印象更深，常常庇护逃亡者。

1763年之前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的情况可由以下数字得到说明：

土著俄罗斯人和外国人总数

1622年173，00023，000196，00o

1662年288，000105，0003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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