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以移植样板戏为主，文革后期，管得松了，就演一些以谈情说爱为主要内容的戏，很受文化生活贫瘠的当地人喜欢。因此，戏班子收入还可以，起码能吃饱饭。学唱戏的人，尤其总唱谈情说爱的戏，难免心思活络，时常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发生。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有时也会被唱戏的角儿勾走。向山底的亲婶子就是被一个唱小生的人勾走了，这在当时那个村里是一件非常轰动的大事，让村里姓项的整个家族丢尽了脸面，也给项山底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项山底有个毛病，他从小就看不起唱戏的人，或者说是非常痛恨这些唱戏的人，痛恨到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项山底永远也分不清唱戏和搞文艺的区别，他认为唱戏就是搞文艺，搞文艺就是唱戏，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
当初项山底接叶林这几个新兵下连队的时候，他一听叶林是城市兵，又是搞文艺的，打心眼儿里就不愿意要，要不是团里硬往下压，他和叶林很可能就擦肩而过了。如果真是那样，对叶林来说，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幸事。可惜的是，现实中只有结果，不存在“如果”。项山底看不得起这些搞文艺的人，与他固有的惯性思维也有很大关系，他觉得搞文艺的人没有真本事，只会打情骂俏，卖弄风骚，勾引女娃娃。他觉得，在部队里，只有军事训练才是唯一，军事技术过硬那才是真本事。搞文艺算什么，吹拉弹唱那是下九流，永远也不会被人看得起。军队是打仗的地方，让你穿上这身绿军装是搞文艺来啦？他不喜欢文艺，当然也不会喜欢搞文艺的兵。
观念和思维的不一致，导致他和叶林天生的不对付，叶林在他手下，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几年来，他对叶林的成绩看不到，但只要有一点不足，他就会无限的放大。
实践证明，项山底确确实实的就是叶林的天敌。
叶林到了连队以后，心态还是摆得很正的，他想，既来之，则安之。为了荣誉，为了人生，为了将来，也要好好的干一场。
他为了摘掉城市兵优越感的帽子，在部队不怕苦不怕累，凌晨打扫营房卫生，星期天厨房帮厨，休息时打扫厕所，粉刷猪圈。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军事训练走在前，日常生活朴素，与人为善，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好感。班长和排长程少杰，都对他高看一眼。
他下连队的当年，部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从河北某地开始开挖电缆沟，一个师历经一年时间，途经五个县，一锹一镐的挖到北京的长辛店。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叶林几乎把命都搭上了。为了赶任务。战士们每天五点起床，直到晚上十点收工。中间只有吃饭时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放下饭碗就得继续干。
叶林记得那年二月份，在河北保定的唐县，唐河里的水还结着冰碴呢，为了抢工期，战士们卷起棉裤,咬着牙跳到刺骨的唐河水中。叶林那时才十七岁，怎么说也是个孩子，哪见过这种阵式，刚下去没一会儿，就觉得双腿像断了一样，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在冰冷的水中，他脸色发白，嘴唇发紫，浑身紧缩成一团，任别人怎么帮忙，两只手都僵硬的握不住那把铁锨。上岸后，两腿已成酱紫色，卫生员吓坏了，不停地用凉水冲他的两条腿，冲完后拉着他先是走后是跑，不停的跑，跑完再冲，冲完再跑，就这么折腾了一个上午，他的腿才慢慢的泛起一丝暖色。事后想想，真是可怕，不是卫生员这样弄，两条腿极有可能保不住了。
那时，由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差。部队伙食费很低，一天的标准、连主食副食加在一起是四角七分钱，一顿饭也就是一毛多钱，连队都是小伙子们，本身饭量就大，如此大的劳动量致使连队伙食费极度超标。因此，尽管劳动强度大，但伙食却很差，早晨是玉米面窝头稀饭，加上连队自己腌的白萝卜咸菜。中午一顿大米或是馒头，吃的菜不是水煮白菜，就是难以下咽的水煮茄子干。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叶林杰仍然紧咬着后槽牙，没有叫一声苦。
那是一生中，叶林经历的最艰苦卓绝的人生经历。每逢想起那段往事。让叶林心痛的不是苦，也不是累，而是白白的付出。
一年中，叶林磨秃了三十七把新铁锹，磨损了十九把新十字镐。为了干活方便，战士们出工时只穿一个部队发的大绿裤衩，光着膀子，扛着铁钎和十字镐，斜背着一个水壶,穿着那双露着脚趾头的解放鞋。那种艰苦、那种劳动量，别说叶林这个城市里来的兵，就是农村来的战友，也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干了。叶林为了锻炼自己，也为了不让别人说出一句孬话来，咬着牙，拚着命，从事着超强度的劳动，最终和战友们一样，一米也没有少挖。一年下来，他瘦的像非洲难民，皮包骨头，面色黢黑。后背晒得脱了几层皮，直到今天后背仍呈花斑状，那是后背退皮没有退干净的结果。这些他都没有太在意，真正让他泪水涟涟的是，那双拉手风琴的手长满了硬茧，布满了皴裂，僵硬得无法弯曲。看到叶林这样，就是项山底这样待人极其苛刻的人，也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