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非说，欢迎，欢迎。
女人们七嘴八舌地：
是不是要把我们一半的基本工资改作浮动工资？
改革我们拥护，但我们的基本工资是毛爷爷给的，这个你不能动。
是啊，我们的基本工资是毛爷爷给的。
见李非笑而不语，舒元爱说，我们姑娘婆婆不会说话，逗你好笑。
李非说，我不笑怎么办？又不能跟你们讲狠。平时你们总抱怨年轻人懒，叫不动。你们知道年轻人怎么说？
几个柜长你看我，我看你，怎么说？
年轻人的意见是，都是干一样的事，凭什么他们的收入要高我们一倍？
谁叫他们不早一点出生，早一点参加工作？罗爱红说。
其他人跟着应和：是啊，谁叫他们不早点出生！
李非说，这种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是站在我的角度，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再怎么办也不能拿我们的基本工资分给他们！
现在柜台的生意多少是你做的？李非问老朱。
百分之八十都是我做的。老朱噘嘴回答。
朱华是一个蛇鳅到肛门上都懒得拉的人。罗爱红补充说。
小朱还给你做百分之二十，舒元爱说老朱，我们那个吴上进呢，不做事不说，还尽跟你添乱。
李非叫小海，你把我们做的分配测算表拿出来。
郭小海拿来一张表格来，几个女人都伸过头去。老朱看了一眼，说我不戴眼镜看不清。另外几个看了一会，都说看不懂。
李非说，小海你讲给他们听听。
小海扶正眼镜说，以电料柜为例，——小海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一个儿子娃，说话比姑娘还细！——小海把音量提高了一倍。说了一堆数字后，结论是改革后如果老朱的个人销售额占到柜组销售额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新分配方案对老朱有利；反之就对老朱不利而对小朱有利。
老朱说，现在百分之八十的生意都是我做的。
小海说，那您还担心什么？
老朱笑说，这么说，不是我们还要占年轻人的油？
李非说，也不能把年轻人看死，如果小朱积极性起来了，他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新方案就对他有利。
老朱说，我巴不得。如果他能跟我做得一样多，我不怕对他有利。
我还是搞不懂。舒元爱摇着头。
吴秋桂说，把这表给一份我，我拿回去慢慢看。
看个鬼，随李老板搞算了。罗爱红说。
只有你一个想随李老板搞！舒元爱翻罗爱红一眼，说完哈哈哈地大笑。
众人醒悟，一起跟着哄笑。罗爱红两脸绯红，追着舒元爱要打。
李非也跟着笑。说你们不要误会，她说的这个搞跟那个搞是不一样的，不能搞混。
见郭小海也在一边抿着嘴偷笑，舒元爱说小海：这小家伙也在跟着笑，好像他什么都懂。
人家小海二十二岁了，还有什么不懂！吴秋桂跟小海抱不平。
郭小海想笑不敢笑，想说不能说，赶忙躲到一边去了。
李非说，分配改革的事，请大家让我们按这方案实验一个月，一个月后你们说不好，我们再改怎么样？
就按李经理说的办。老朱表态说，我们都是姑娘婆婆，搞不懂，你只要不糊弄我们就行。
李非说，你们都是商场的骨干，别人我都不敢糊弄，怎么敢糊弄你们？
吴秋桂笑说，做生意的人都是没有真话的。
众人说笑一会，便散了。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几个柜长都服了。人还是这些人，工作态度不一样了。柜组的总分配好比一块蛋糕，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一块切得大一点。
针对经营活动中出现的单纯追求销售额的情况，李非及时编写了服务规范三字经，要求人人背诵遵守。
正是有这段经历，李非认识到，在公有制条件下，只要采取合适的分配制度，人的积极性是完全可以调动起来的。
实行分配改革后的第一个月，吴上进只拿到了百分之五十的基本工资。
去tā • mā • de ，老子不上班了！一气之下，吴上进甩手走了。
和其他小青年一样，吴上进也是公司内部职工的子女。他妈妈是刘长浩刚参加工作时的老同事。吴上进从小调皮，初中毕业后玩了两年，后来作为待业青年，安排在人民饭店学白案手艺。
他学手艺还算聪明，就是不守规矩。天天迟到早退，门店主任管他不住，就让他单干，规定他每天一个人炸三十斤油条。
他早晨六点广播开播时起床上班，八点半广播结束时下班。因为广播开播曲是东方红，结束曲是国际歌。所以人家笑他是东方红起床，国际歌下班。
别人上八小时班，他只上两三个小时的班。但即便是这两三个小时的上班时间，也得不到保证。因为他有时干脆旷工不上班。
门店主任拿他没有办法。按照当时制度，既不能罚款，也不能开除，只能批评教育。他是有名的坦白痞子，认错态度很好，但就是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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