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太好了！我回去就告诉他。
卢士平说，同高你先不要着急，这个李非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他现在去北京出差了。等他回来，先把人领来让他看看。如果看得中，后面的事就好办。
好，我等你的通知。
我怎么与你联系？卢士平说。
贺同高说，文锐他大伯在市文化局工作，在单位有个房间空着，他回家这段时间都是呆在那里。你记一下他大伯的姓名和电话。
卢士平在台历上记下姓名和电话，说今天我们战友难得重逢，我还叫几个人来，中午大家一起聚一聚。
不用麻烦了吧？贺同高说。
卢士平知道，贺同高口里说不用麻烦，他心里一定是想聚一聚的。他说，麻烦什么，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就去翻邓光明等人的电话号码。他听见贺同高在一边问，你刚才说的那个李经理什么时间回来？
李非到达北京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首都机场一派繁忙景象。处长的飞机还要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到达。
虽然早过了晚饭时间，但李非一点也不觉饿。他拿出书来看，竟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处长的飞机终于到了，他挤在接机的人群中，搜索着那个陌生的身影。
远远地，他看见了高正新和杨刚强。看见了大步走在两人中间的那个人。
这个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上穿一件鱼白衬衫，下穿一条蓝灰西裤，脚踏一双黑色布鞋。由于身材瘦小的缘故，袖头和裤脚都显得过长。
他正腰板笔挺，目光直视，快步如飞地走了过来。很有军人气势。
李非赶忙迎了上去，高正新介绍说，这是梁处长。
梁处长！李非欠身打招呼并伸出手去。梁处长面无表情地抬起手来让他握了一下，旋即像一阵风过去了。
四个人上了一辆出租车，向预定的宾馆进发。一路上高正新与司机聊些北京的新鲜事。杨刚强也不时插嘴。只有梁处长一言不发。
梁处长端着一张看似毫无表情，却让李非感觉严肃的脸。李非现在唯一的心事是，如何跟这位古怪的老头打交道。
梁处长叫梁铭川。这个名字多年没有人叫了。在家里，老伴叫他老梁；儿女叫他爸爸；孙子叫他爷爷。在行里在社会上，大家叫他梁处长。
梁铭川原籍四川，解放前夕参加革命工作，那时他才十六岁。在处长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这个老革命成了行里资格最老的处长。
在一般人眼里，老梁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端着老革命的架子放不下来。什么事都要讲原则，不接受人家的好处；不喜欢人家奉承；不爱多说话。除了与孙子在一起，很少看到他笑。偶尔发火，让人下不了台。反正干不得几年了，别人也懒得与他计较。
对于香州市精米厂这个项目，他认为是可以的。也想帮一把。但时机不对，项目报上来的时候正逢国家收紧银根。加上三百万的规模也超出了省行的权限，所以项目贷款的事一直没有进展。最近信贷政策略有松动，他才答应一起上北京来做工作。
在国家中商银行总行附近的一家部队宾馆，几个人与已经到达的小黄四人汇合。时间已经很晚，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餐，梁铭川去总行办事，大家跟着他一起出门。
梁铭川说，我和高主任去就行了，你们不用跟着。
付小英说，我和柳科长也要去。
梁铭川皱眉头：你们都去干什么？
去看看。付小英像个小孩子顽皮地笑着。
就让两个科长一起去。高正新说。
我也是第一次到总行来。柳青说。
好比伊斯兰信徒到了麦加，哪有不去大清真寺的？李非也在一边多嘴。
梁铭川朝李非那边地下斜了一眼，自个走了。
我们都去，不能进去就在外面转转。杨刚强说。
李非觉得没意思，说我不去，我帮大家看家。
吃晚饭时，李非打听事情办得怎么样，没有人回答他。小声问付小英，付小英小声回说，有点难。李非再看众人，才发觉大家情绪都不似往日。
晚上，高正新和梁铭川去了司长家，很晚才回来。
第二天早餐后，高正新安排大家一起去故宫。梁铭川说，有啥子好玩的，我就在宾馆休息。众人劝了一会，只有作罢。
李非说，故宫我去过，我就在家里陪处长。
好好，李经理留下陪处长。高正新说。
小黄对李非扮鬼脸；李非摇头笑了笑。
我不用人陪。梁铭川说着，自个回了房间。
梁铭川靠在床上看电视，见李非敲门进来，说我有啥子好陪的嘛！
李非厚颜笑笑，没说话。自己端了一把椅子，在梁铭川床边不远处坐下，陪梁铭川看电视。
梁铭川本来就不爱说话，看起电视来又特别专注，一会就忘了李非的存在。
李非也看电视，只是完全没有看电视的心情。他不时转动眼睛侦查旁边的动静；旁边不见一点动静。李非见处长不与他说话，他也不去打扰。根据他的理解，对于不爱讲话的人，沉默才是最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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