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舟。”她睁开眼睛，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还在图书馆门口站了一下午。我以为你有了新女朋友，我连怪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说过，感情的事没有对错，不喜欢了就是不喜欢了。”
“我知道。”沈砚舟的声音哑得更厉害了，像是被砂纸打磨过的金属，每说一个字都带着粗糙的摩擦感，“你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我就在图书馆二楼的窗户后面，站了一整个下午。你走了以后，我抽了半包烟。”
林微言愣住了。她记得那件白裙子，记得那天起了风，银杏叶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记得她在门口站了四个小时，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是沈砚舟的电话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悬了一百二十回，没按下去。最后天黑了，风凉了，她把那片银杏叶从书里取出来放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走了。她以为沈砚舟不知道她在那里。她以为那是一个人的告别。
“你看见了？”
“看见了。”
“那为什么不下楼？”
沈砚舟走回茶几前，从那摞文件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倒出一样东西，放在林微言面前。一片银杏叶。和她刚才从《花间集》里抖出来的那片一模一样，只是更旧一些，边缘缺了一小块，叶柄上缠着一圈透明的胶带——是被人反复抚摸过很多次才会有的磨损痕迹。
“你放在台阶上的那片，我捡了。跟书里这片放在一起，夹在同一本书里，在床头放了五年。”他说，手指悬在叶片上方，没敢碰，“林微言，我这五年，每天晚上回来翻一页《花间集》，翻到哪首词就读哪首词，读完了就看着这两片叶子发呆。我知道你在书脊巷工作，知道你跟陈叔学会了古籍修复，知道你去年拿到了修复师的资格证，知道你每天早上八点半出门坐三号线地铁，知道你加班到晚上九点会去巷口那家馄饨店吃一碗小馄饨，不放香菜。这些我都知道，但我没办法去找你。”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把自己洗干净。”他把那摞文件推到她面前，病历、协议、合同、调解书、顾晓曼的澄清声明，每一页都理得整整齐齐，上面没有任何折痕，像是被精心保管了五年的证据，就等着今天呈堂证供，“现在洗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那部分，交给你来评判。”
林微言低下头，翻开了最上面那份病历。
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但保存得很完整。封面上印着市中心医院的字样，入院日期是五年前的七月八日。她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诊断记录映入眼帘——“肝细胞癌，Ⅱ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切除”“术后需配合靶向药物治疗”……一行行冰冷的医学术语，像是某种她读不懂的外文，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砸在心上，不是砸出洞，是砸出五年前那些她浑然不知的日日夜夜。在她以为沈砚舟已经忘了她的时候，在她以为爱情不过如此的时候，在她以为那个人的世界里早已没有她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对着这份诊断书发呆。那天晚上他在电话里跟她说“分手吧”，声音稳得像是练习了很多遍，她就当真了，气得把手机摔在被子上哭了整整一夜。她不知道他挂掉电话之后，趴在医院走廊的墙上，用拳头砸了三下墙，指骨砸出了血，护士跑过来拉他，他说没事，手滑了一下。
她翻到第二页。住院费用清单，总计一百八十七万三千六百元。付款方是沈砚舟的个人账户，分三次付清，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八月二十日——分手后的第十二天。她在日历上圈过那个日子，因为那天是她二十四岁的生日。她一个人去蛋糕店买了一块提拉米苏，坐在出租屋里自己唱了生日歌，唱到一半停了下来，因为想起沈砚舟说过提拉米苏太甜了对胃不好，以后生日还是定做鲜果蛋糕的好。
她翻到第三页。一份商业合**议，甲方顾氏集团，乙方沈砚舟。条款密密麻麻，她一行一行地读，读到第七条的时候停了下来。那一条写着：乙方在协议期间需配合甲方的对外公关需求，包括但不限于以甲方代表顾晓曼女士“男友”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作为交换，甲方将支付乙方不低于两百万元的法律顾问费。
手指按在那行字上。两百万元，刚好够她父亲的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用。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她又翻到第四页。顾晓曼的澄清声明，手写的，字迹工整秀丽，措辞坦荡直接——“本人与沈砚舟先生从未建立任何恋爱关系，五年前的传闻系双方家族为商业利益虚构。沈先生当年接受该合作安排，是为了救治重病的父亲。本人对此事造成的误解深感抱歉，愿对以上陈述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她翻到第五页、第六页、第七页，每一页都是沈砚舟这五年来的痕迹——他打赢的案子、他拒绝的客户、他匿名资助的贫困学生、他每三个月去一次书脊巷却在巷口就折返的记录、他在潘家园旧书市场辗转多次才找到的那本光绪版《花间集》的购书凭证。摊主原本不卖，他去了七次，最后一次下着大雨，他站在雨里等了四十分钟，摊主才松口。还有一张他和父亲的合照，父亲坐在轮椅上，他蹲在旁边，两个人都没笑，但林微言从那张照片里看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意味——父亲活下来了，他所付出的一切至少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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