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行吗？”
沈砚舟看着她紧张的样子，忽然笑了。那笑容很轻，像车窗外面飘进来的桂花香，若有若无的，却把整个车厢都填满了。他伸手帮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碎发，指尖擦过她的耳廓，动作轻得像在翻一页薄薄的纸。
“你什么样都行。不过有一件事要提前告诉你。”他的表情忽然认真起来，“我爸这几年腿脚恢复得不错，但说话还是不太利索。五年前那场病留下了后遗症，他想表达的意思有时候会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所以如果他说话慢，你耐心等一会儿就好。”
“他很想见你。”沈砚舟又说了一遍，“这五年他每次清醒的时候，都会问我同一句话——‘那个姑娘，追回来了没有？’”
林微言的鼻子忽然酸了一下。她想起自己父亲去世多年，母亲身体也不好，这些年她习惯了独自面对一切，习惯了没有人问她“最近好不好”、没有人关心她“累不累”。而此刻，有一个从未谋面的老人，在病床上躺了五年，反反复复地问着同一句话——那个姑娘，追回来了没有？
“走吧。”她解开安全带，声音有点哑，但嘴角是弯的。
疗养院的走廊很安静，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沈砚舟牵着她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尽头倒数第二个房间门口停下来，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出一个苍老但中气还算足的声音。
沈父坐在窗边的藤椅上，腿上盖着一条驼色的毛毯，手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半杯水和一本翻得很旧的《唐诗三百首》。他比林微言想象的要瘦，颧骨高高凸起，但眼睛很亮——和沈砚舟一模一样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像两颗被岁月打磨过的棋子。
看见林微言的那一刻，老人的眼睛更亮了，亮到像是有人在里面点了一盏灯。他扶着藤椅的扶手想要站起来，沈砚舟赶紧上前一步按住他的肩膀：“爸，您坐着，别起来。”
老人摆了摆手，示意他松开。然后他慢慢地、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拄着拐杖站了起来，颤颤巍巍地朝林微言走了两步。林微言赶紧迎上去扶住他的手臂。
“林——”老人开口，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用力很认真，“林微言。”
不是“小林”，不是“林小姐”，是全名。好像这个名字在他的嘴唇上贴了整整五年，今天终于可以当面叫出来了。
“沈叔叔好。”林微言的声音有些发颤，眼眶里的热气一波一波地往上涌。
沈父拍了拍她的手背，那只手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但拍打的力道却很温柔。他又转过去看了沈砚舟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父亲特有的审视和不易察觉的骄傲。
“这臭小子——”他说话很慢很慢，像蜗牛在爬一片很长的叶子，“当年做错了事。对不起你。”
“叔叔——”
“你听我说完。”沈父举起一只手，制止了她的话，然后深吸一口气，把攒了很久的力气用在了下一句话上，“那年我病重，要好多好多钱。砚舟他妈走得早，家里就剩我跟他在这个世道上撑着。他那会儿刚毕业，律所的工资不够医药费的零头。顾家那个合作是他跪着求来的——不是顾家主动找的他。他答应了顾家三个条件：第一，帮他们处理一桩跨国的知识产权官司；第二，五年之内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一心一意给顾氏当法律顾问；第三——”
老人的眼眶红了，声音像被风撕碎的纸片，但他还是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说完。
“第三，不许告诉你真相。顾家怕你知道了会闹，会影响合作。砚舟说他只能答应，因为我的命攥在人家手里。签字那天晚上，他在我病房门口蹲了一宿。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哭。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他哭，他妈妈走的时候他才六岁，都没掉过一滴眼泪。”
林微言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了，无声地，一滴一滴地滴在老人枯瘦的手背上。老人感觉到了那温度，又轻轻拍了拍她，像在安抚一只受了伤的小猫。
沈砚舟站在一旁，低着头，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他的手指蜷在身侧，指节发白。他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哭——他的眼泪已经在五年前那个医院的走廊里流干了，现在剩下的是比眼泪更重的愧疚。
“叔叔，我不怪他了。”林微言擦了擦眼泪，声音沙哑却坚定，“这些年他也不容易。”
沈父看了她很久很久，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浑浊的眼角溢出一滴泪，沿着深深的法令纹滑下来，渗进嘴角的皱纹里。
“那就好。”他说，“那就好。”
他松开林微言的手，转过身，步履蹒跚地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最下面一层抽屉。抽屉里放着一个铁盒子，铁盒子外面裹着一层已经发黄的旧报纸，看得出是被反复抚摸过的，边角都起了毛。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手帕是白色的，边缘绣着一朵很小很小的兰花，线迹歪歪扭扭，绣工说不上好，但每一针都走得很认真。手帕里裹着一对袖扣，银质的，表面刻着细密的回字纹，有一颗的边角略微有些氧化发黑。
林微言认出了那对袖扣。
那是沈砚舟大学毕业那年她送的礼物。用她打了一个暑假工攒下的钱，在潘家园旁边一家老银铺里定做的。回字纹是她亲手画的样子，寓意是“回字四角相连，永不分离”。那年她把这枚小小的东西放进他手心的时候，手指都在发抖，说“不值什么钱，你别嫌弃”。他当场就戴上了，从那以后每一次庭审、每一次重要会议，他袖口上别的都是这一对袖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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