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林微言忽然抽出一本书，是一本民国版的《花间集》，封面已经残破不堪，书脊上的线断了两根，书页散成了好几叠。但她捧着它的样子，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她翻开的动作极轻极慢，像是怕惊扰了书页间沉睡的时间。
“能修吗？”沈砚舟蹲下来，和她保持同样的高度。
“能。但需要时间。”林微言的眉头微微皱起，进入工作状态时她就是这个表情，专注到几乎严肃，跟她平时轻声细语的样子判若两人，“纸张酸化严重，书脊的浆糊已经完全失效了。好在内容完整，没有缺页。回去先把散页编号，然后做脱酸处理，再找相近质地的纸补上破损的部分，最后重新装订。大概要两周。”
“两周，”沈砚舟重复了一遍这个时间，忽然笑了一下，“比打一场官司快。”
林微言抬头看他，他的笑容还在嘴角挂着，很淡，但很真。她已经很久没见过他这样的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职业的、点到为止的笑，是真心的、放松的、从某个很深的角落里冒出来的笑。
“你现在还看这些书吗？”她问。
“看。但看的是另一个版本。”他说，“这五年我把能找到的《花间集》版本都买了一遍。明刻本的影印版，清代的抄本，民国的排印本。每一本都不一样，但每一本的扉页上都有同一个名字。”
他没有说那个名字是谁。但林微言知道。
她把书抱在怀里，站起来，腿果然麻了。她踉跄了一下，沈砚舟伸手扶住她的手肘，只扶了一下就松开了。那一扶的力度很轻，掌心很热。热度从她的手肘传上去，经过肩膀、脖子、耳廓，最后停在脸颊上，变成一层浅浅的红。
“腿麻了。”她说。
“我知道。”
“你每次都知道。”
“因为你每次都蹲太久。”沈砚舟说，“以前也是，一蹲就忘了时间，站起来腿麻了就怪我。有一次你打了我三下，说都怪你。我数着的。”
林微言别过头去，假装看旁边的字画摊。字画摊上挂着一幅赝品郑板桥，竹子画得像高粱，但看画的人很认真，推了推眼镜凑近了看落款。她看着那幅画，嘴角忍不住弯了一下，弯得很浅，被咖啡杯挡住了。
付钱的时候摊主大爷看了看林微言怀里的书，又看了看沈砚舟，忽然咧嘴一笑：“小伙子，你女朋友是做修复的吧？上次也有个小姑娘在我这儿买了一本破书，说是回去修。你们这行的人眼睛都毒，专挑破的买，买回去修好了就不破了。”
林微言张嘴想解释，沈砚舟已经把钱递过去了。
“您说对了。”他说，“她修的每一本书，都会比以前更好。”
他们继续往前走。阳光渐渐升高，把旧书摊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封面照得鲜艳起来。有个摊子在卖老唱片，周璇的《夜上海》从一台老式留声机里传出来，吱吱呀呀的，像是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在唱。林微言忽然想起他们上学时有一次逃课来潘家园，也是这样的好天气，也是这首老歌，也是走在这条路上。当时沈砚舟在路边买了一个烤红薯，掰成两半，大的那一半给了她。她说你每次都把大的给我，他说因为我喜欢吃小的。
后来她才知道，他不喜欢吃小的。他只是喜欢看她吃大的。
“沈砚舟。”她忽然叫他的名字。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她。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脸隐在阴影里，表情看不真切，但那双眼睛是亮的，亮得像是黑夜里被点燃的两盏灯。
“你当年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真的就这样了？”她问。
这个问题她憋了五年。从分手那天就憋着，从他把行李箱递给她那天就憋着，从她在雨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那天就憋着。五年来她把这个问号压在最深的箱底，以为时间会把它沤烂，但它没有烂，它一直在那儿，时不时顶一下，疼一下，提醒她那个答案还没拿到。
沈砚舟沉默了很久。久到周璇的歌声停了，久到旁边摊主的吆喝声又响起来，久到林微言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开口了。
“想过。”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喉咙深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掏，“每天都在想。想你一个人怎么过冬天，想书脊巷的灯坏了谁帮你修，想你在潘家园蹲到腿麻了有没有人扶。但我当时没有选择。我爸躺在ICU里，医院的账单堆起来有这么厚——”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厚度，“顾氏的条件是我必须帮他们处理完那批跨境诉讼，时间紧到连跟你解释清楚的机会都没有。你恨我是应该的。但我做的最坏打算，是等你恨够了，我再回来。用一辈子，让你重新认识我。”
林微言抱着那本残破的《花间集》，抱得很紧，书脊的棱角硌着她的掌心，疼的，但那疼让她清醒。她感觉自己的眼眶在发酸，不是那种要哭的酸，是某种被封存了很久的温热正在解冻，像是冬天结冰的河面裂开了第一道缝，水从缝里漫上来，缓慢的，不可逆转的。
“那如果我一辈子都不原谅呢？”
“那我就等你一辈子。”沈砚舟说。他的语气很平静，不是在说情话，不是在表决心，而是在陈述一个经过了反复推敲的结论。就像一个律师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每一个字都经过了证据链的反复验证，每一个字都有它必须被说出来的理由。“我今年二十九岁，身体还好，不抽烟，偶尔喝酒，每年体检。按照平均寿命，我还有至少五十年。这五十年里，你总会有需要我的时候——书脊巷的灯坏了、潘家园的早市开了、书店里新到了一本你等了很久的古籍——我就出现在那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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