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里很安静。窗外的巷子里有人在收废品,吆喝声从街头传到巷尾——“收旧报纸、旧书、旧纸箱——”声音拉得长长的,带着一种懒洋洋的、与世无争的调子。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两个人中间的那张木头桌子上,桌面上的漆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原木的颜色。木纹一圈一圈的,像年轮,也像某个人在某一年写下的某一行话,被岁月反复擦拭之后,只留下淡淡的痕迹。
林微言终于伸出手,拿起了那个信封。她没有打开,只是拿在手里,感受着纸的触感——很普通的A4纸信封,边角有一点磨毛,说明这个信封跟了他很长时间,不是今天才准备的。也许一年前就准备好了,也许两年前,也许更久。他一直放在公文包里,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她愿意听他说话的时机。
“顾晓曼。”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她是你什么人?”
“商业伙伴。”沈砚舟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她父亲是我父亲的主治医生之一,通过她父亲认识了她。顾氏集团当时需要一个法律顾问来处理跨境并购的合同纠纷,我接了这个案子。她欣赏我的专业能力,我感激她父亲的救命之恩。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林微言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声音里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仅此而已。”沈砚舟说第三遍的时候,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累,不是不耐烦的疲累,是那种一个人独自扛了太久终于可以把肩膀上东西放下来的疲累。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是一张折成方块的纸,纸面有些发黄,折痕处已经起了毛边,显然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林微言打开,是顾晓曼写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迹干脆利落,和写字的人一样不拖泥带水。
“林小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砚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方式让你看到。我和他之间从无私人情感。当年合作是我父亲牵的线,我欣赏他的专业能力,但仅此而已。他知道你不想见他,但他还是每年委托我打听你的近况——不是监视,是确认你过得好不好。他怕自己出现在你面前会让你难受,所以远远看着就好。他是我见过最不会表达的人,也是我见过最长情的人。希望这封信能让你少一点难过。顾晓曼。”
林微言把信看了三遍。第一遍很快,囫囵吞枣;第二遍很慢,一字一句;第三遍她只看最后一行——“他是我见过最不会表达的人,也是我见过最长情的人。”她把信折好,放回桌上,折痕精准地落在了原来的位置,和她修复古籍时的手法一样——尊重原貌,不添不减。
“你每年都让她打听我?”她问。
“嗯。”
“你打听到了什么?”
“你换了工作,从博物馆调到修复中心。你搬了两次家。你养了一只猫,叫‘毛边’,因为它的耳朵缺了一个角。”他停了一下,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下一句,“你的猫不太喜欢你。去年你把猫送到宠物医院,医生说它超重了,你很难过,给它买了跑步机,它一周就学会了偷懒。”
林微言差点被豆浆呛到。她当然不知道那只猫是怎么学会偷懒的,她一直以为是跑步机坏了。现在她知道了,不是跑步机坏了,是有人在背后提供了技术支持。她的猫是只普通的橘猫,不是什么名贵品种,是从巷子口的垃圾桶旁边捡回来的。她叫它毛边,因为它的耳朵缺了一个角,像一本被裁刀切坏了的书的毛边本。去年毛边被医生警告超重,她买了猫用跑步机,结果那台跑步机用了不到一周就“坏”了。她修了三回,每一回都没查出问题。现在她明白了——问题不在跑步机,在教猫怎么偷懒的那个人。
“你教一只猫偷懒?”她的声音里夹杂着笑和哭,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搅在一起,让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像是又生气又想笑,又感动又恼火,又觉得这个男人不可理喻又觉得他可爱得要命。
沈砚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像是犯了什么大错一样。“我路过你家楼下,你在阳台打电话,说猫不爱运动。我就——”
“你就爬上去教它偷懒?”
“我没有爬。我——录了视频,发给陈叔,陈叔放给猫看的。”他的耳朵红了。那个在法庭上可以把对方律师问到哑口无言的沈大律师,此刻因为承认自己教一只猫偷懒,耳朵红得像被煮过。
林微言看着他,看着他那双红得透明的耳朵。她忽然想起五年前,他第一次约她,在图书馆门口站了半个小时,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票都被手汗浸湿了。她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正好路过,正好有两张票。”后来她才知道,他在图书馆门口等了整整四十分钟,电影票是提前一周买的,座位是中间靠后第五排——他说那个位置的音响效果最好。这个男人,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从来不会说“我想你了”,只会说“顺路”;从来不会说“我还爱你”,只会把一颗袖扣挂在胸口挂了五年。他是她见过最不会表达的人,也是她见过最长情的人。
她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沈砚舟抬起头,还没反应过来她要做什么,她已经伸出手,握住了他挂在胸前的那根银链子。银链子被他的体温焐得温温的,她隔着衬衫的布料感觉到他心跳的频率——很快,快得不像一个在法庭上面不改色的律师。那颗袖扣就垂在链子上,在她眼前轻轻晃动,银色的星芒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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