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没有抱她。她只是伸出手，接过薛紫英手里的行李车，说了一句：“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晓渔家的隔壁，酒店有点吵。”薛紫英看着她，微微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尴尬，没有愧疚，也没有刻意的释然。只是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重新站到了你面前，跟你说，我回来了。
“你瘦了。”薛紫英说。
“你胖了。”苏砚说。
孟晓渔在旁边翻了个白眼：“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互相扎刀？”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接机牌，拍了拍灰，夹在腋下，一左一右挽住两个人的胳膊，大步流星地往停车场走去。
当天晚上，孟晓渔在自家工作室的露台上支了张折叠桌，摆了三把椅子。菜是叫的外卖，烧烤加小龙虾，啤酒是楼下便利店买的，沁着一层冰凉的水珠。苏砚负责剥蒜，孟晓渔负责翻串儿，薛紫英坐在那把唯一有靠垫的椅子上，看着城市的夜景。远处有几栋新建的写字楼，外立面的LED灯带不断变换着颜色，蓝色，紫色，金色，把半边天空染得像一块巨大的霓虹调色板。四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脚手架林立，水泥罐车日夜轰鸣。如今楼建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连路灯都换了新款。城市在四年里改头换面，而坐在露台上的她们，也各自换了模样。
孟晓渔撬开一瓶啤酒，灌了一口，抹了把嘴：“说吧，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她这个人从来不会绕弯子，当年拍《风暴眼》的时候，蹲在法庭外面三个月，把法警都混成了熟人，靠的就是这股不管不顾的愣劲儿。
薛紫英接过苏砚递来的啤酒，没有立刻喝，拿在手里转了两圈，看着瓶身上凝结的水珠一滴一滴滑下来，落在桌面上，洇成一圈小小的水渍。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酒瓶的标签，把边角都搓卷了。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露台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不是因为输不起。不是因为苏砚赢了我。是输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她把酒瓶搁在桌上，抬起头，视线越过城市的万家灯火，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只有一片模糊的夜色，和几颗被雾霾遮挡得若隐若现的星星。“你们以为我是被导师胁迫的，对吧？以为我站错队是被逼无奈，以为我帮他是身不由己。但其实不是。没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没有人绑架我的家人。我是自己选的。”
孟晓渔放下手里的肉串，苏砚停下了剥蒜的手。两个人同时看着薛紫英，露台上忽然安静下来，连马路上的车流声都像是被按了静音键。
“导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紫英，你有天赋，但你永远比不上陆时衍。因为他是天才，你只是一个努力的人。天才不怕输，努力的人最怕输，因为输了对天才来说只是摔倒，对努力的人来说，是证明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薛紫英的声音始终平静，像是在复述一份案卷里的证词，客观、冷静、不带感qíng • sè 彩，但每一个字落在地上，都像是玻璃碴子，扎得人生疼。“我当时不信。我想证明他是错的。所以我帮导师做事，帮他收集信息，帮他设局，帮他对付陆时衍——不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不对的，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证明自己。而导师给了我那个舞台。”
“后来呢？”孟晓渔的声音沙哑。
“后来我输了。”薛紫英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自嘲，有释然，还有一种被岁月磨去了所有棱角之后的坦诚。“不是在法庭上输的。是在证据被公开的那一刻。当我看到那些被篡改的记录、那些被删掉的邮件、那些被导师踩在脚下的人——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变成了我最讨厌的那种人。不是输了官司，是输掉了自己。”
她拿起酒瓶，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带起一阵细微的战栗。她的手在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苏砚注意到她握酒瓶的姿势，指节发白，像是在握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我不告而别。因为我没脸跟你们说这些。”薛紫英放下酒瓶，转头看向苏砚，目光坦荡得让苏砚心里一颤，“苏砚，我欠你一个道歉。不只是因为帮导师对付过你，更是因为——你赢了之后，没有踩我。你把我留在证人席上，没有追问我做过什么。你给了我一个体面。”
露台上又安静了。远处有一架夜航的飞机掠过天际，翼灯一闪一闪的，像一颗缓缓移动的星星。孟晓渔低下头，假装在翻烤串，其实那几串牛肉早就烤好了，她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认识薛紫英十二年，她见过薛紫英意气风发的样子，见过她冷若冰霜的样子，见过她在法庭上把一个证人问得当庭崩溃的样子，但从未见过她这样——把自己最脏的底牌摊在桌上，安安静静地等别人来审判。
苏砚放下手里的蒜，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手指上的蒜皮。她擦得很慢，一根一根地擦，擦完之后把纸巾折好放在桌角，然后抬起头，看着薛紫英。
“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五岁。”她说，声音不大，却在夜风里传得很远，“债主上门，我妈把首饰全卖了。我睡了一年沙发，因为我自己的房间被拿去堆货了。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好人也会做坏事。不是因为坏，是因为被逼急了。你被逼急了会做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但你至少知道那是错的。有人做了一辈子坏事，到死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比他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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