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认出那棋局是围棋。她对围棋一窍不通，但觉得棋盘上黑白交错的局势很好看——黑子像一队攻城略地的士兵，白子像一堵层层叠叠的城墙，双方胶着在一起，看不出谁占上风。
老头忽然抬起头，看了苏砚一眼。那是一双很老的眼睛，眼皮松垮垮地耷拉着，但眼珠还是亮的，像是两颗泡在水里的黑石子。他盯着苏砚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啧”了一声，把手里那颗白子放下，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你是不是苏师傅的闺女？”
苏砚愣住了。
苏师傅。这个称呼她快二十年没听到了。父亲活着的时候，老校区附近的街坊邻居都这么叫他——不是苏总，不是苏先生，是苏师傅。因为他骑自行车修了二十年锅炉，整个片区的供暖管道都是他带人铺的。后来他下海开了公司，别人改口叫苏总，他还跟人急，说“叫师傅，师傅顺耳”。
“您认识我爸？”苏砚的声音有点抖，像是从喉咙里往外搬一块压了很久的石头。
老头把棋盘往旁边挪了挪，拍了拍石凳上空出来的位置，示意她坐下。“认识。怎么不认识。我跟老苏在这棵树下下了八年棋。每周三下午，雷打不动。他带棋子我带棋盘，他喝浓茶我喝白水，谁也不耽误谁。”他转头看了陆时衍一眼，又看了苏砚一眼，目光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来回扫了一遍，“你带的这是——？”
“我爱人。”苏砚说。
陆时衍冲老头点了点头：“您好，我姓陆。”
“小陆。”老头打量了他几眼，像是在品一局棋的开盘，“看着挺稳当。做什么工作的？”
“律师。”
“律师好。律师能说会道，不容易被人欺负。你爸要是知道你找了个律师，应该挺高兴。”老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苏砚的父亲只是出了趟远门，而不是已经去世了二十年。
苏砚在石凳上坐了下来。这张石凳比她想象的要凉，隔着牛仔裤都能感觉到大理石的寒意顺着腿往上爬。她把两只手揣进羽绒服口袋里，缩着脖子，看着面前那盘没下完的棋。棋盘很旧了，边角处磨得发白，有几道裂缝用透明胶带粘着，粘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老人的手艺。
“叔叔，您跟我爸下棋，谁赢得多？”
老头嘿嘿一笑，露出两颗银色的假牙。“你爸让我三子，我还能勉强打个平手。有一回他感冒，脑子糊涂，让我赢了半目，记了整整一个冬天。后来每次下棋之前都要跟我念叨——老宋，今天你可得凭真本事赢我，不能再趁我生病。”他摇了摇头，“你爸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好强。下棋要赢，做生意要赢，连冬天在树底下晒太阳都要比别人多晒五分钟。”
“他不是好强。”苏砚低下头，声音变得很轻，“他是怕输。他年轻的时候穷怕了，总觉得什么东西不攥在手里就会跑掉。”
老头没接话。他从棋盘旁边的布袋子里抓了一把黑子，放在手里搓着，搓得哗啦哗啦响。银杏树上的最后几片叶子被风吹落，其中一片打着旋儿落在棋盘上，正好盖住了天元位置。老头把叶子捏起来，搁在石凳旁边，动作很轻，像是在挪开一片不小心掉进水杯里的茶叶。
“你爸走的那年，最后一个星期三，他没来下棋。”老头的声音忽然哑了一度，“我等了他一下午。第二天打电话去他公司，没人接。第三天我才知道他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他瘦得脱了相，躺在病床上，床头柜上还搁着一副新买的棋子。他说——老宋，这副棋你拿回去。等我好了，咱们换个地方下。医院院子里有棵银杏树，虽然没这棵大，但也还行。”
老头把手里的棋子放回布袋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没等到那天。”
苏砚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来之前的飞机上，她以为自己会在这一刻崩溃。会在父亲坐过的石凳上哭得稀里哗啦，会把二十年攒下来的所有话一股脑倒出来，会对着那棵银杏树大喊大叫，问它为什么叶子落完了还能再长，而人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但真正坐在这里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什么都喊不出来。眼泪只是无声地流，流到下巴尖上，滴在羽绒服的领口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陆时衍没有递纸巾，也没有说“别哭了”。他在她旁边坐下，用肩膀挨着她的肩膀，把两只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看着面前那棵银杏树。他陪人做过无数次庭前调解，知道人在最难过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安慰，是有人陪着一起沉默。
老宋也没说话。他把棋盘收起来，棋子装进布袋子里，小马扎折叠好夹在腋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咯吱响了一声，他扶着银杏树稳了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苏砚。
“这是你爸那天让护士转交给我的。他说万一他出不来，让我把这个留给你。”
苏砚接过信封。信封很轻，轻得像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她撕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照片——五岁的她骑在父亲脖子上，在银杏树下拍的。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是父亲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在病床上用最后的力气写的。
“砚砚，银杏树的叶子每年都会落，每年都会长。人走了，花还会开，饭还要吃，日子还要过。别怕。”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