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问过你，”苏砚忽然说，“在冰岛那两年，最难熬的是什么？”
薛紫英没有马上回答。她想起雷克雅未克的冬天，极夜漫长得像一段永无止境的隧道。书店里的暖气永远不够，她裹着两条毯子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橱窗外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堆积，觉得自己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埋掉。最难熬的不是冷，不是孤独，不是语言不通，而是一个念头——她会死在那里。不是身体上的死，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死。死在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地方。死在她欠下的债永远还不清之前。
但她说出口的不是这些。
“最难熬的？”她偏了偏头，用一种尽量轻松的语气说，“冰岛语。那个‘停’字我学了三个月才写对。”
苏砚没有戳穿她。苏砚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没递过去——她知道薛紫英不需要。但她把那包纸巾放在石凳上，放在那块木牌旁边，放在薛紫英一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然后她说：“走吧，陆时衍在家做饭。他说今天吃酸辣粉。”
薛紫英愣了一下。“他还会做酸辣粉？”
“会，而且做得比我好。这个混蛋藏了三年才告诉我。”
薛紫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还是陆时衍身边那个被导师安插的棋子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到凌晨，陆时衍从楼下便利店买了两盒泡面，递给她一盒，自己吃另一盒。她那时候想，这个男人连泡面都吃得一脸认真，像是在做一件很正经的事。后来她才知道，对陆时衍来说，给人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正经的事。
“他给你做过饭吗？”苏砚忽然问。
薛紫英知道她在问什么。“做过。不是给我一个人做的——是给整个律所加班的人做的。他煮了一大锅速冻水饺，结果锅太小，饺子全部煮破了，变成了面片汤。大家喝面片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是我做过最成功的一道菜，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饺子，意味着没有人会吃到坏的。’”
苏砚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点到为止的笑，而是一种从嗓子眼深处翻上来的、被呛到了的笑。她笑得弯下了腰，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指着薛紫英，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薛紫英被她笑懵了。“有什么好笑的？”
“他现在，”苏砚喘着气，“他现在在家包饺子，每个都包得跟机器做的一样。韭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十八个褶。他练了三年。”
薛紫英也笑了。两个人站在银杏树下，站在一片拆迁空地的中央，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们笑陆时衍，笑自己，笑那锅煮破了的面片汤，笑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着炖一碗好汤、包一只好饺子的日子。笑声在空旷的工地上回荡，被风吹散，又被银杏树的枝丫拦下来，零零碎碎地挂在树梢上。
笑够了。苏砚直起腰，擦了擦眼角——擦掉的不全是笑出来的泪。“走吧。回去晚了他又要发微信。他发的微信全是句号结尾，像在写判决书。”
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薛紫英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棵银杏树和树下那块写着“停”字的木牌。
她想起刚回国那几天的一个下午。陆时衍去律所开会了，苏砚在开越洋电话会议，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开着，她没看，只是在听。忽然门铃响了，打开门，门口站着方如海。方如海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说“陆律师让我给你带的午饭，说你在冰岛吃了两年黑面包，肠道菌群需要重建”。保温袋里是一碗杂酱面，酱是陆时衍自己炸的，面是手擀的，还卧了一个荷包蛋。
她端着那碗面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电视里播着什么她根本没注意。她只是把面一口一口吃完了，连碗底的酱都刮干净了。
后来的事是蒋瑶告诉她的。蒋瑶说，陆时衍前一天晚上在厨房站了两个小时，炸酱的油温试了七八次。方如海问他至于吗，他说了一句——“至于。她在外面吃了两年的冷饭。回来第一顿得吃热的。”
这些事薛紫英从来没有当面问过陆时衍。她知道问了他也不会承认。那个男人所有的心意，都藏在判决书般的句号里，藏在酸辣粉的醋和辣子里，藏在凌晨两点炸的酱里。他不会说，他只会做。就像苏砚不会哭，只会把想哭的东西变成代码，把想说的话变成一份商业合同，把对一个地方的眷恋变成一块买下来的地。
这就是他们。一群在风暴中心活过来的人，各有各的笨拙，各有各的温柔。
走出工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薛紫英忽然说：“那棵树，等春天了会发芽吧。”
“会的。”苏砚说。
“那这棵树下会有新的银杏叶。等秋天落下来，谁路过都可以捡一片。”
苏砚没有说话。她只是把手从风衣口袋里拿出来，伸过去，在薛紫英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力道不重，掌心却带着一股踏实的热——像把一枚悬了许久的棋子，稳稳落在该落的位置上。拍完之后立刻把手缩回去，重新插进兜里，步伐快了两步。快得有些刻意，像是要用速度来稀释刚才那个动作的郑重。
薛紫英跟在她后面。她看着苏砚的背影——肩胛骨把风衣撑出两道利落的棱线，和法庭上那个拍案而起的苏总一模一样。但薛紫英知道，不一样了。这个人学会了在别人肩上拍一下，学会了把纸巾放在别人够得到的地方，学会了买一块地只为了不让一棵树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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