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惊变，民国二十年的春早来(3/5)

    “怎么硬？”阿秀苦笑，“咱们打得过他那帮打手吗？”

    “打不过，也要打。”阿贝说，“但不是硬打。咱们要告，要去县里告，去省里告。一个人告不动，就十个人；十个人告不动，就一百个人。黄老虎再厉害，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吗？”

    阿秀看着她，像不认识她似的。在她印象里，阿贝虽然性子爽朗，可毕竟是姑娘家，遇到事多是忍让。可今天的阿贝，眼神里的那股狠劲，让她心里发毛，又隐隐有些激动。

    “阿贝，你说真的？”

    “真的。”阿贝转身看向自家的小船，船舱里，养父还在沉睡，“我爹病了，我不能再看着村里人也被逼上绝路。阿秀姐，你回去告诉大家，愿意一起告的，明天一早来我家船上，咱们商量个章程。不愿意的，也不强求。”

    阿秀用力点头：“好，我这就去！”

    她转身跑走了，脚步有些踉跄，但背挺得很直。阿贝站在柳树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村道尽头，这才慢慢吐出一口气。

    手心里全是汗。

    她不怕吗？怕。她一个姑娘家，要去对抗黄老虎那样的恶霸，怎么可能不怕。可是怕有用吗？怕，黄老虎就会放过他们吗？

    阿贝低头，看着自己因为常年做针线而有些粗糙的手指。这双手，能绣出精美的图案，能划船撒网，能煎药做饭。可现在，她要用这双手，去做一件更艰难的事。

    她转身回到船上，轻手轻脚地钻进船舱。养父还睡着，呼吸粗重，偶尔发出一两声梦呓。阿贝在床边坐下，看着养父苍老的脸，看了很久。

    “爹，”她轻声说，“女儿可能要去做一件冒险的事。您别怪我。等您病好了，等咱们的日子好过了，女儿一定好好孝顺您。”

    她伸手，替养父掖了掖被角，然后起身，从床底拖出一个小木箱。打开，里面是她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几十个铜板，还有两块皱巴巴的银元。这是她全部的积蓄，原本是留着给养父抓药的。

    现在，有更重要的用处了。

    她把钱仔细包好，揣进怀里，又找出纸笔。她的字是跟村里一个老秀才学的，歪歪扭扭，但能看懂。她趴在矮桌上，开始写信。

    “尊敬的县长大人……”

    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再三。她写黄老虎如何欺压百姓，写渔民们如何生计艰难，写王老栓如何被打伤，写这个世道如何不公。写到后来，她的手在抖，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但她没停。

    一封信写完，她又开始写第二封，第三封……她要写给县长，写给省里的官员，写给能管这件事的所有人。她不知道这些信能不能送到，不知道送去了有没有用，但她必须做。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河面上起了薄雾，远处的村庄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阿贝点了油灯，继续写。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舱壁上，拉得很长，像一杆挺直的标枪。

    夜深了。养父醒了，咳嗽着坐起来，看见阿贝还在灯下写信，愣了愣。

    “阿贝，这么晚了，还不睡？”

    “爹，您醒了。”阿贝放下笔，起身倒了碗水递过去，“我马上就好，您先喝点水。”

    莫老憨接过水，却没喝，看着桌上那一沓信纸：“你写什么呢？”

    阿贝沉默了一下，然后实话实说：“爹，黄老虎要收渔权费，每月两块大洋。村里人凑不齐，我写信告他。”

    莫老憨的手一抖，碗里的水洒出来一些。他盯着阿贝，眼神复杂：“告他？阿贝，你知道黄老虎是什么人吗？”

    “知道。恶霸。”

    “那你还敢告他？”

    “敢。”阿贝在养父面前蹲下，握住他的手，“爹，您常跟我说，做人要有骨气。现在黄老虎要断咱们的活路，咱们要是连告都不敢告，那还谈什么骨气？”

    莫老憨看着女儿，看着那双和自己一样倔强的眼睛，喉咙里像堵了什么，说不出话。过了很久，他才沙哑着开口：“阿贝，爹没用，护不住你，还拖累你……”

    “爹！”阿贝打断他，“您别这么说。您和娘把我养大，教我做人，这就是给我最大的福气。现在您病了，该我护着您了。”

    莫老憨的眼泪掉下来，滴在阿贝的手上，滚烫的。他反手握住女儿的手，握得很紧，像抓着救命稻草。

    “阿贝，答应爹，”他的声音哽咽，“要是事不可为，就收手。咱们惹不起，躲得起。爹的病，不治了，爹认命。可你，你得好好活着。”

    “爹，您会长命百岁的。”阿贝用袖子给养父擦眼泪，“咱们都会好好活着。等您病好了，等咱们攒够了钱，我带您和娘去上海，看大世界，坐汽车，吃西餐。”

    莫老憨笑了，笑里有泪：“好，爹等着。”

    阿贝也笑了。可她知道，那是个多么遥远的梦。

    第二天一早，村里果然来了十几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脸上的表情有愤怒，有犹豫，也有绝望。阿贝把船划到河中央，免得被人听了去。大伙儿挤在船舱里，七嘴八舌地说着黄老虎的恶行。

    “我昨天去看了王老栓，腿断了，郎中说至少要躺三个月。三个月的药钱，加上不能打鱼，这一家子可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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