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大堂比翠莲想象的要小。两扇黑漆木门敞开着，门槛高过膝盖，她迈过去的时候要抬一下脚。里面是一块青砖铺成的空地，有几块砖已经裂了缝，缝隙里嵌着干透的泥。空地尽头摆着一张长条案桌，桌面上的漆皮磨掉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案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和几摞卷宗，卷宗的边角都卷了毛，像是被人翻过很多遍。案桌后面坐着一个穿官服的人，四十来岁，胡子刮得干净，脸上的皱纹不深，手里握着一支笔，正在翻看面前的卷宗。他翻页的动作很慢，每翻一页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
案桌两侧各摆了几把椅子。左边的空着，右边的已经坐了一个人。孙德厚坐在右边第一把椅子上，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绸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袖口露着一圈白衬。他手里捧着一只紫砂茶壶，盖子掀开又盖上，像在等什么人。他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穿着一件旧青衫，袖口已经洗得发白了，领口却还立着。老者腿上放着一个布包，布包鼓鼓囊囊的，边角露出几页纸的边角。他手里捏着一副老花镜，镜腿已经变形了，用一根细麻绳绑着。
翠莲在左边第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椅面是硬木的，硌得坐骨疼，她往前挪了挪，坐得浅了一些。周大勇没有坐，站在她椅子后面，两只手垂在身侧，掌根贴着腿侧的裤缝。他的目光落在孙德厚身上，没有移开过。堂上那个穿官服的人放下笔，抬起头，目光从翠莲身上扫到孙德厚身上，又扫回翠莲身上。“你是翠莲？”翠莲说我是。那人点了点头，又转向孙德厚。孙德厚站起来拱手行了个礼，“大人，我孙德厚。”官服人翻开面前的卷宗，“这块鲁西孙家桥村的地，登记底册上写的归属人是孙德厚。原告说这块地曾经转给柳大壮，手里有私契。被告说那笔买卖已经解除，银钱已经退还给了中间人顾金贵。你们双方各执一词，我今天就是听你们两边说清楚。原告先说吧。”
翠莲站起来，从怀里掏出地契，双手递到案桌前。官服人接过去，先看了一眼纸的边角和折痕处的裂纹，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再对着光看了一下纸面上那些褪色的字迹。“这张纸就是你说的私契？”翠莲说就是这张。官服人把纸放下，“这张纸上写了地址，写了转手的意向，落款是孙家布庄，可没有孙德厚的签字，也没有日期和见证人。”翠莲站在案桌前，“日期在正文里，地址也写得很清楚，那块地的位置和大小跟底册上是一模一样的。”官服人把地契放在案桌一边，“你继续说。”
翠莲又从怀里掏出那张备忘，递了过去。官服人接过备忘，展开了看了好一会儿，指腹在纸面上方悬着没有落下去。“这张纸是谁写的？”翠莲说是一个姓廖的老先生，在河桥镇住了一辈子，替顾金贵代笔写的。官服人抬眼看了看她，“顾金贵是谁？”翠莲说顾金贵是当初替柳大壮和孙家布庄跑腿的中人，买卖是他牵的线，钱也是他转交的，他已经死了两年了。官服人把备忘放回案桌上，“那顾金贵有没有留下书面凭据？比如收据、手印或者转款的账目？”翠莲说没有，顾金贵不认字，他只有这张备忘。官服人把备忘叠好放在地契旁边，“那这个姓廖的证人今天来了没有？”翠莲说来了。
廖老头坐在大堂门口的长凳上，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棉袄，手里攥着一顶破毡帽。他一直低着头，直到官服人叫到他的名字，他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案桌前站定。他站得不直，背微微弓着，官服人问他姓甚名谁、跟顾金贵什么关系、那张备忘是不是他写的。廖老头说“姓廖，跟顾金贵喝过几回酒”，说“那张纸是我写的”，又补了一句“顾金贵不识字，他来求我写的”。官服人又问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廖老头说“写的是顾金贵记的一笔账，说柳大壮的钱付了，地没到手”。官服人点了点头，让廖老头回座位坐下。
廖老头回到座位上坐下来之后，官服人转向右边，“被告方，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孙德厚站起来，走到案桌前，先拱手行了个礼。“大人，这块地是我孙家布庄名下的产业，底册上写得很清楚。柳大壮当年确实有意购买，可那笔买卖没有走完，钱退给了中间人顾金贵。我这里有一张收据。”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递了上去。官服人接过去展开看了看，低头看了好一会儿，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这收据上的手印是顾金贵的，可有见证人签字？”孙德厚说没有，当时只有他和顾金贵两个人在场。
翠莲站在桌边，“大人，我想问被告几个问题。”官服人点了点头。翠莲转向孙德厚，“孙老板，你说钱退给了顾金贵，可顾金贵到死都过着穷日子。他一个替人跑腿的，要是拿到了十二块银元，怎么会穷了那么多年？他还跟赵老爷借过钱，那笔钱如果他真的拿到了，他为什么还需要借钱周转？”孙德厚站在案桌前，脸上没有多少表情。“翠莲，钱退给了他，他怎么花是他的事。
他穷不等于我没退钱。”翠莲看着他，“你退钱给他的时候，他知道那笔钱是柳大壮的地款吗？”孙德厚说知道。翠莲又往前走了一步，“那他收了你的钱之后，有没有当面跟你确认过那笔买卖就此作废？”孙德厚沉默了一下，“他没有签别的。”
官服人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案桌上，“原告手里的私契没有过户，没有被告签字。被告手里的收据没有见证人，没有具体日期，只有一枚手印。现在双方各说各有理，我不能只听一方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