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之后，老李的咳嗽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
他开始往家里拎一种阿黄从没见过的东西——白色的纸袋子，上面印着红十字，里面装着一盒一盒的药片。药盒花花绿绿的，有白的、黄的、还有蓝白相间的，拆开之后散发出一股又苦又冲的味道，阿黄闻一下就皱起鼻子打喷嚏。
老李把药盒放在茶几上，每天早晚各吃一次。吃药的时候他会倒一杯温水，把五六片药片一次性全拍进嘴里，仰头灌一大口水，喉结上下滚动几下，然后皱着眉头咽下去。阿黄蹲在旁边，歪着脑袋看他。
“苦。”老李每次吃完药都会对着阿黄做一个鬼脸，把舌头伸出来，五官皱成一团，“比你啃过的苦瓜还苦。”
阿黄摇摇尾巴。它没啃过苦瓜，但它知道老李在跟它说话，于是它就把脑袋往老李腿上一搁，表示自己在听。
有一天晚上，老李吃完药之后没有马上去睡觉。他坐在藤椅上，腿上摊着一本旧相册，一页一页地慢慢翻。阿黄趴在他脚边，下巴搁在他的拖鞋上，半眯着眼睛。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木柴偶尔发出一声轻微的噼啪爆裂声，火光把老李的侧脸映得明明暗暗的。
翻到某一页的时候，老李的手停住了。
阿黄抬起眼皮，看见老李的手指按在一张黑白照片上。照片里有个女人，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很腼腆，眼睛弯成了两道细细的月牙。老李每次翻到这张照片都会停很久，阿黄早就记住了。
但这一次不一样。老李不仅停了，他还开口了。
“阿黄，”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要是有一天我走了，你咋办？”
阿黄的耳朵动了动。它听到老李叫它的名字，立刻站起来，把脑袋凑到老李手边。老李低头看着它，那只布满老茧的手从相册上抬起来，缓缓落在阿黄的头顶，顺着它的耳朵往后捋，一下，又一下。
阿黄觉得老李的手比平时轻。不是力气小了的那种轻，而是小心翼翼的、像是在摸一件很珍贵很容易碎的东西的那种轻。
“你要是能听懂就好了。”老李说。
阿黄把脑袋往老李的掌心里拱了拱，喉咙里发出一声小小的、满足的呼噜声。它不懂老李在说什么，但它能感觉到老李的掌心是暖的，心跳是稳的，身上还是那股熟悉的烟草味。这就够了。只要老李还在，只要这间屋子还有他的味道，阿黄就觉得世界是完整的。
那天晚上，老李在藤椅上坐了很久。阿黄就趴在他脚边，把脑袋搁在他的拖鞋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里它听见老李又咳了几声，闷闷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旧鼓。
第二天早上，阿黄发现老李没有像往常那样天不亮就起来烧水。
它跳到床上，用鼻子去拱老李的肩膀。老李翻了个身，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看窗外灰蒙蒙的天，又看了看阿黄焦急的小黑脸。
“让我再躺会儿。”他的声音比平时哑，像是喉咙里塞了一团棉花。
阿黄没有催他。它在床边的地板上卧下来，下巴搁在床沿上，耐心地等着。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金线。那道光慢慢地、慢慢地从地板爬到床上，爬到老李露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上。阿黄盯着那道光，眼睛一眨不眨。
过了很久，老李终于起来了。他比平时多花了一倍的时间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抖，对了好几次才把最上面那颗纽扣塞进扣眼里。阿黄蹲在床边，仰头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尾巴尖在地板上轻轻扫着。它没有催，也没有闹，就那么安静地等着。
等老李穿好衣服站起来，阿黄立刻跑过去，走在他前面半步的位置——那是它自己学会的。有一次老李在厨房门口绊了一下差点摔倒，阿黄从那以后就养成了走在他前面的习惯。不是跑得太快让他追不上，也不是太慢挡他的路，而是刚刚好在他脚尖前面一步的距离。这样如果老李往前栽，它会第一个撑住他。
老李注意到了。他低头看着阿黄走路的姿态——耳朵竖着，尾巴平举，四条腿迈得稳稳当当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执行一项庄严的使命。老李的眼眶忽然有点热。
“傻狗。”他弯下腰，在阿黄的头顶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阿黄的尾巴立刻摇成了一朵花。它转过身来舔老李的下巴，舔得他往后仰，连连摆手说“行了行了，一脸口水”。但阿黄知道他在笑——他眼角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全都挤在了一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是老李最开心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
那年夏天，老李的咳嗽好了一些。也许是天气暖和了，也许是那些花花绿绿的药片终于起了作用。他又有力气带着阿黄去护城河边散步了，虽然走不了太远，走到第二棵柳树就得坐下来歇一歇，但他还是每天坚持走。
有一天黄昏，他们坐在河堤上。河面上铺着一层碎金似的光，远处有人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很高，在晚霞里变成一个极小极小的黑点。阿黄蹲在老李腿边，吐着舌头，呼哧呼哧地喘气。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果糖，剥了糖纸，掰成两半，一半塞进自己嘴里，一半递给阿黄。
“不能多吃。”老李说，“吃多了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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