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河南(1/2)

    1938年初。

    杜哲把斯蒂庞克停在溧水外围一处废弃砖窑旁。

    换乘日军九四式六轮卡车，车斗里码着麻袋，每袋五十斤，大米、面粉、腊肉、银元，摞了三层。

    卡车挂着第十六师团的牌照，挡风玻璃内侧夹着一张通行证，盖了日军将领的私章。

    从溧水到徐州，四百多公里，沿途经过的日军检查站就有七道。

    每到一道，杜哲就摇下车窗，指了指通行证，又用长野口音跟哨兵聊一会闲篇，再拿龙洋开道。

    一路走来，只停过车，没熄过火。

    到徐州时，会战刚结束不久，城外的壕沟里还泡着尸体，苍蝇嗡嗡地响成一片。

    杜哲没停，绕城而过，往商丘方向走。

    蚌埠，宿州，一路畅通。

    有些检查站的日军军官多问了两句，杜哲就塞给他们几条腊肉几包龙洋。

    到商丘城外时，是五月十一号下午。

    杜哲把卡车停在一条土路上，熄火，跳下驾驶室。

    麦子正在抽穗，豫东平原上的麦田铺到天边，金黄和青绿交错，风从东南方向刮过来，麦浪从脚下翻出去，一波接一波。

    田埂上蹲着几个人在磨镰刀。

    杜哲走过去，最近的那个农民抬头瞥了一眼，又低下头，刀片继续刮石板。

    五月的麦子不等人，他心里现在只有收麦子这件事。

    杜哲回到车斗边，再次摆摊。

    他扯出一块白布，用毛笔写了几行字，绑在两根杆子上，插在车厢侧面。

    “雇人打井，每人每天两个银元。”

    写完，杜哲抓起一把银元，手腕一翻，银元从指缝间滑下去，像一条银色的小瀑布落在车头上，撞击声清脆而密集，叮叮当当滚了一车头。

    很快就有农民放下镰刀走过来：“真给两个？”

    杜哲拿起一枚银元，搁在那人掌心。

    “先给一个，下班再来领第二个。”

    那人攥住银元，用牙咬了一下，又吹了一下，放到耳边听声。

    “打井？在哪打？”

    “就从眼前这里开始，井口要大，每隔五百米一口，越深越好。”

    “这里可不一定能打出水。”

    “没关系，你打就是了，没打出水我也给钱。”

    那人转身就往村里跑去，不到两个时辰，车前围了五十多个农民，还有三十几个穿军装的人。

    那些军装破破烂烂，有的没扣子，有的缺半截袖子，枪倒是还背着。

    国军溃兵，从徐州方向撤下来的，走了几天，鞋底磨穿，脚上缠着布条。

    “一天两个银元？管饭不？”

    “管三顿，大米饭，腊肉，管饱，干不干。”

    “干。”

    “那就脱了军装，换身百姓衣衫再来。”

    杜哲从车斗里搬下两袋大米，一捆腊肉，搁在地上。

    “今天先吃饭，明天开工。”

    当天晚上，商丘城外的那片麦田边上，支起了六个灶。

    铁锅架在石头上，米下锅，腊肉切成片铺在上面，油渗进米饭里，香气飘出去老远。

    农民和溃兵蹲在灶边吃，不见人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

    第二天一早开工。

    杜哲用脚步量好距离，每隔五百米插一根木棍，标了十处位置。

    “就从这开始，往下挖，井口宽一米八，能并排站两个人，挖出来的土用筐往上递。”

    农民们看了看那些木棍，互相嘀咕。

    “这地方不打井也行啊，地里又不缺水。”

    “就是，今年雨水足，麦子都这样了。”

    “对呀，这人图什么？挖了也不是他的呀。”

    “难道是国军的老总？这也不像呀。”

    “管他呢，又有钱拿，又管饭，还有肉，这样的冤大头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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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每口井挖了三米深。

    豫东平原的土层松软，表层是黄壤，往下两米变成红胶泥，湿润，攥在手里能捏成团。

    工人们挖得卖力，毕竟两个银元一天，给得太多了。

    第三天，有几口井挖到五米深，土层开始变硬，铁锹下去只能刨出一层薄薄的碎土。

    工人们在井底弯着腰，用短柄镐一点点刨，刨下来的土装进筐里，上面的人用绳子拉上去。

    第五天，最深的井到了八米，八米深的井底，抬头看井口，只剩一个脸盆大的光圈。

    有工人爬上来，坐在井口边上喘气。

    “杜老板，这都八米了，一滴水没有，再挖下去，就是石头了。”

    杜哲蹲在井口，往下面看了一眼，井底干得发白，土层断面一层黄一层红，底下隐约发灰。

    “继续挖，实在没办法往下挖，就把底部扩大。”

    “可这——”

    “加钱，每天三个银元。”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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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月，十口井，最浅的十二米，最深的十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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