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三回之前，曹雪芹用整整第十二回的篇幅描写了王熙凤的一次谋杀。接下来，第十三回来了，《红楼梦》终于写到了秦可卿的死，当然，还有秦可卿的葬礼。
秦可卿死了，最为痛苦的人是谁呢？第一就是贾蓉，他是秦可卿的丈夫，他的伤心不可避免；第二必须是王熙凤，她是秦可卿的闺蜜，她的伤心也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往下看吧，看看曹雪芹是怎么去描写痛不欲生的贾蓉和痛不欲生的王熙凤的。
可是，问题来了，摊上大事儿了，曹雪芹不仅没有交代贾蓉和王熙凤的情绪反应，甚至都没有去描写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小说里突然失踪了。这是反逻辑的。
做出强烈情绪反应的是这样的两个人：第一，秦可卿的叔叔，贾宝玉，他“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第二，秦可卿的公公，贾珍，他哭得“泪人一般”，都失态了，一边哭还一边拍手，也就是呼天抢地，完全不顾了自己的身份和体面。贾宝玉天生就怜惜女性，秦可卿还是他的指导老师，他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贾珍为什么这样痛苦，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反逻辑的。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另一个人，秦可卿的婆婆，尤氏。我们刚才把她作为第三个问题放下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尤氏都做了些什么。无论是祭奠还是葬礼，尤氏都没有出席，为什么呢？她胃疼了。祭奠的时候，尤氏的胃疼了一次；到了秦可卿的葬礼，尤氏的胃又疼了一次。我们且不论尤氏的胃病到底有多严重，我想说的是，哪里来得那么巧？秦可卿死了，你胃疼了，秦可卿出殡了，你的胃又疼了。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是反逻辑，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尤氏在回避。尤氏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的确，贾蓉与秦可卿这对夫妇，他们是太黑的一个黑洞了。可是，她为什么要回避儿媳妇的祭奠与葬礼呢？这与她丈夫——贾珍——的态度反差也太大了。范伟一定要问，“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的呢？”这是反逻辑的。
王熙凤到了什么时候才出现？在宁国府需要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王熙凤终于在第十三回里出现了，她顺利地当上了宁国府的办公室主任。王熙凤过去是荣国府的办公室主任，秦可卿呢，是宁国府的办公室主任。现在，两边的办公室主任她都当上了。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了一件事，王熙凤的欲望是综合的、庞杂的，这里头自然也包含了权力的欲望。王熙凤的步行动态和她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是高度吻合的。是的，王主任的心里头没人，只有她的事业与工作。我想这样借用金圣叹的一句话：“王熙凤自然是上上人物，只是写得太狠，看她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害怕。”
我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要做两件事：第一，看看曹雪芹都写了什么；第二，看看曹雪芹都没写什么。
曹雪芹为什么就那么不通人情、不通世故呢？他为什么总是不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发展小说呢？不是，是曹雪芹太通人情、太通世故了，所以，他能反逻辑；他不只是自己通，他还相信读者，他相信我们这些读者也是通的，所以，他敢反逻辑。因为反逻辑，曹雪芹在不停地给我们读者挖坑，不停地给我们读者制造“飞白”。然而，请注意我下面的这句话，——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记忆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阅读才华，我们就可以将曹雪芹所制造的那些“飞白”串联起来的，这一串联，了不得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红楼梦》这本书比我们所读到的还要厚、还要长、还要深、还要大。可以这样说，有另外的一部《红楼梦》就藏在《红楼梦》这本书里头。另一本《红楼梦》正是用“不写之写”的方式去完成的。另一本《红楼梦》是由“飞白”构成的，是由“不写”构成的，是将“真事”隐去的。它反逻辑。《红楼梦》是真正的大史诗，是人类小说史上的巅峰。
《红楼梦》是无法续写的，不要遗憾。你也许可以续写《红楼梦》写实的那个部分，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无法续写《红楼梦》“飞白”的那个部分。即使是曹雪芹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到。《红楼梦》注定了是残缺的，——那又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是，“飞白”，或者说，反逻辑，再或者说，“不写之写”真的就有那么神奇么？我说是的，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美学上的距离问题。
1912年，英国教授瑞士人布洛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作为艺术因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在这篇论文当中，布洛第一次提出了审美的“距离”问题。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理论上的说辞僵硬地往我们的问题上套，但是，距离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内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是无法回避的。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在“距离”这个问题上，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在认识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方人更习惯于“物”——“物”的距离，也就是“实”——“实”的距离，我们东方人更倾向于“物”——“意”，也就是“实”——“虚”的距离。就像中国画，在我们的画面上，经常就“不画”了，不要小看了那些“飞白”，它们太讲究了，它们是距离，那可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的。我们的“距离”就在这一黑一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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