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
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
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还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
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
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
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
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
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
蒋介石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
“此次按兵不动，任由gòng • fěi 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
他同时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
而且，陈济棠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
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红军进入湘南后，进行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fǎn • dòng 派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
红军的行动，鼓舞了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他们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照顾伤病员，还有四五百名穷苦的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
特别是茶园、黄茅、桃花垅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照料红军留下的几百名伤病员。
这些伤病员痊愈后，同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
蒋介石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
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
令广西(桂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
蒋介石此举目的是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13日，何键发布了“追剿”计划，将所属部队编为五路“追剿”军。
刘建绪任第一路军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线布防。
薛岳任第二路军司令，其主力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与第一、第三路军联系，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
周浑元任第三路军司令，继续向道县前进，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
李云杰任第四路军司令，与第三路军联络，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
李韫珩(李抱冰)任第五路军司令，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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