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5日，红五军团①的编制有所改变。原来的少共国际师划入红一军团，而把红七军团三十四师调入红五军团。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重新任命红五军团领导班子。
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军团政委，陈云为中央驻五军团代表，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突围转移时全军团约12100人。
突破湘江蒋介石笫四道封锁线时，红三十四师大部壮烈牺牲，而红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
12月13日，中革军委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剩余部队补入红五军团。罗荣桓调红五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刘伯承调回中革军委任总参谋长，陈伯钧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
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铁流后卫”成为红五军团的另一称呼。
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在湘江血战中，红五军团竭力阻击数倍于己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部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
三十四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于1933年8月5日在中央根据地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成立。成立时划入红五军团。
但是少共国际师作为中革军委的总预备队，并没有真正划入红五军团。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少共国际师参加了一系列残酷的战斗，减员很大。
后来经过补充，长征出发时少共国际师的人数大约为七千人。
少共国际师在长征途中不断有损失，但沿途扩红也有所补充，湘江战役前的人数并不清楚，应该在五千人以上。
湘江战役中，少共国际师隶属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娃娃兵多、新兵多，战斗力不强，因此未参加激烈的觉山铺阻击战。
该师的任务是在湘江东岸灌阳文市和全州两河之西北监视全州南进之敌，以确保红军右翼的安全。
全州的湘军只是从湘江西岸南下，攻打觉山铺，而没有从湘江东岸南下。
从全州南下的只有桂系民团两个联队和少量混编于民团联队之中的正规军，其任务是对西进红军进行袭扰。
少共国际师在12月1日之前，没有大的战斗。
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按照军团部命令，指挥部队从大坪渡浮桥过江。前锋四十四团及师部过江后在湘桂公路与南下湘军遭遇。
四十三团、四十五团从大坪渡渡江西进的道路被截断。
师长彭绍辉与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等紧急商议后，命令四十三团、四十五团迅速绕道，从大坪渡南面的界首圩渡江。
被隔在湘江东岸的四十三团、四十五团与师部失散，师首长让他们南下从界首渡江。
但是，界首已经于1日中午被兴安北上的桂军攻占。
红五、红九、红八军团是从界首以北的凤凰嘴渡过的江，但1日下午，桂军44师追击红五军团（十三师）、红八军团、红九军团至凤凰嘴，红八军团大部、红九军团一部未能过江。
少共国际师的四十三、四十五团自然也无法按命令从界首渡江。
幸运的是，这两个团的部分人员竟然奇迹般渡过湘江，于12月3日赶到油榨坪与师部和四十四团会合。
也有人讲，红一军团在得知少共国际师大量人员未能过江后，采取了挽救措施，抽出一支部队，趁国民党军不备，从湘江西岸返回大坪渡口渡过湘江，到东岸找到少共国际师，利用夜色的掩护，将他们带过湘江，归还主力。
渡过湘江后，少共国际师仅剩2700余人。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少共国际师被撤销，其人员分别编入红一、红二师。
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2日，桂军在桂北编组两个追击队，夏威15军协同桂北区民团联队为第一追击队，廖磊第7军为第二追击队，24师归还第7军建制。
夏威部44师（缺132团）留兴安；45师由兴安开往灌阳，134团归还45师建制。
夏威本人亲自率领15军43师的三个团（每团缺一个营），以及15军44师的132团，共9个营，以每一个营为纵队，共分9个纵队，向西继续追击红军，不断对红军进行尾击，催促红军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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