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4日，湘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陈洪时投敌。
陈洪时叛变使湘赣省最高领导机关陷于瘫痪。他为敌人提供了大量机密，并带敌人前来“清剿”。许多群众和革命同志惨遭杀害。
先前形象光辉的最高领导人转瞬间变为fǎn • gé • mìng 屠夫。“叛徒比疯狗还要可恶”！这让留守人员愕然。
在红军内部。“不少干部、战士心里都在考虑着今后向何处去的问题。部队出现混乱”。
由此引发第二次“反水”高潮，领导系统和党政军各级组织全面解体。零散的部队只剩下不足200人。
湘赣边的斗争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
在湘赣边斗争趋于绝境的情况下，谭余保的执着和坚韧使他成为凝聚队伍、扭转斗争形势的关键人物。
他尽最大可能，派人找到分散在各地的30来人召开第二次棋盘山会议(1935年7月)①。
他在会上怒斥陈洪时并清算其恶劣影响，坚定“不怕死，不动摇”的信念，重建湘赣边党政军组织系统，整编部队，并坚持游击战争的策略。
同时，纯洁内部，加强肃反。
他发布《告群众书》，使湘赣边的群众相信红军还存在，湘赣边的红旗屹立不倒。
棋盘山会议是重树红旗的关键，但也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
一是彻底批判陈洪时，也就基本放弃了白区工作的可能选择，使剩余人员在出路上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离。
这种对外界的戒备和心理隔膜增加，是当时血的教训使然。
二是敌人以省委机关为目标，一旦发现就连续追杀十天半月。有时“七八天都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这使队伍陷入生存的绝境。
1935年下半年是留守人员最艰难的阶段。
长期处在被敌人追杀的环境中，也可能被战友认为是动摇者加以误杀，还可能随时病死、饿死。每个人的心态都很难维持健康。
如何解决封闭环境下的心理变异，成为维系这支队伍的重大难题。
谭余保按照苏维埃时期的规矩为段焕竞和李发姑举行婚礼。他说：“就是再艰苦，也不能使我们陷于绝境，也不能使我们从心理上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
谭余保充分利用“苏维埃传统”这个手段，逐渐把队伍的心理拉上正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列宁室，每日正常操练，培训党政军干部，鼓励士兵为将来革命发展时当干部而努力学习。
这些措施，使队伍的心态开始由畸变向积极上进的方向调整。
敌人经过一年多的搜山“清剿”，以为红军已被消灭，便把主力撤出山区。
这使游击队得到喘息机会。为改善生活和改变恶劣的敌我态势，游击队开始打土豪、杀敌方县长和保甲长，以暴力对付暴力。
湘赣边省委不断调整斗争策略，他们搞两面政权、两面岗哨，向敌方派卧底，发展商人党员。
这样，极大地改善了游击队生存的小环境。
此外。还救济困难群众，带着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打土豪，打完后立即分钱分物。并为受欺负的群众主持公道。
这些措施，大大密切了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使游击队又成为有源之水。在群众的支持下再度生根发芽。
熬过了艰难的1935年，1936年到1937年，日子逐渐好过起来。同时队伍的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发生了一些变故，湘赣边省委始终没有与外界完全恢复联系，因此与中央和上级隔绝太久。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开始由着眼于全国的革命团体向地方会党转变，先前的革命战士也增加了许多草莽英雄主义情结。
他们从先前因渴盼中央却得不到消息而产生的失落情绪和被主力“抛弃”而产生的怨气中逐渐走出来。
同时对中央和主力的印象也开始淡化。而地方山头主义色彩却有所滋长。游击队领导人成为队伍的权威和感情寄托。
1937年6月，湘赣边临时省委副书记、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仅次于谭余保的二把手曾开福叛变。
曾开福原是肖克手下的老团长，很能打仗。他曾为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已经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他却受外来人员的影响丧失革命信心转而投敌。
他的投敌，在情感上让许多人不能接受，造成“很多同志的思想非常混乱”，感到所有人都不能信任。
于是，内部戒备之心增强。同时，为防止外界因素影响队伍稳定以及害怕上外来人员的当，谭余保下令采取封锁外来消息并警惕外来人员接近队伍的严厉措施。这使队伍再次走向自我封闭。
与中央失去联系3年时间，游击队的主力情结已经相当淡化。
在这个时候却传来越来越多中央指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这使队伍的主力情结再度复燃，思想出现新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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